随着研究生的大幅扩招，研究生的整体质量在明显下滑。这是事实，不应该回避。现在导师和研究生许多矛盾的根源，就是相当一部分研究生“只想拿个学位”，而导师却将研究生做为“科研主力军”来完成自己的科研课题。两者目标不匹配，矛盾就自然产生了。如何化解这个矛盾呢？我觉得，从教育的目的出发来思考这个问题，就容易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法。
教育的目的是提供附加值：把2变成3、把4变成6、把7变成10。初等教育偏重于平均素质的提高，而越是高等级的教育，就越偏重于高端人才的培养。研究生教育显然是高等级的教育，所以应该更加重视研究生群体中优秀学生的培养。在研究生大幅扩招的现实情况下，这也是无奈的选择。所以，对于“只想拿个学位”的研究生，提供一定的教育附加值就应该可以了。具体地讲，就是导师给个题目，学生还算努力、做的差不多就行了。导师协助学生发个论文，达到毕业的硬性指标就放行。那么，这样培养研究生怎么能让导师和学生成为命运共同体呢？
带研究生是大学教授工作的一部分，不得不做。对于一流学者来说，这确实是个负担（“天地境界”的一流学者恨不得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在专心思考问题）。我的博士后导师Zadeh教授就对我抱怨过，说在大学工作不得不带研究生，没办法，很无奈的样子（Zadeh教授面对的是 UC Berkeley的学生啊，都是这种感觉）。按照上面的“附加值原理”带研究生，导师不用花费太多的心思，因而可以省下大量的时间精力来做自己的科研。这样，导师既完成了工作任务（不得不带研究生）、也没有花费自己太多的时间精力，而学生也拿到了学位（这里的学生是“只想拿个学位”的学生），这就是命运共同体。
对于从心底里想做科研的优秀学生，老师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学生可以随时敲老师办公室的门（在Berkeley期间我就可以随时去敲Zadeh教授办公室的门），和老师探讨学术问题。我们在港科大就是这样，办公室的门总是开个缝，随时欢迎同事和学生敲门来探讨学术问题。其实，我们在港科大的做法也是传承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传统。如果导师自己是一线研究者，就会很欢迎和欣赏想做学问的学生（比如Zadeh教授就是看了我的论文之后，亲自给我打电话把我招过去的，而如前面所说Zadeh教授是很不愿意带学生的）。和这样的学生探讨，绝对不是浪费时间。对于导师来讲，这也是向学生学习的机会。我的博士导师Mendel教授有句名言：我从他那里学不到东西的学生不是好学生。
所以，因材施教，用上面的“附加值提供式”或者“放羊式”的方式培养研究生，一不会耽误真正想做学问的学生（我的硕士导师戴冠中教授对我就是“放羊式”培养，让我受益匪浅），二也为那些“只想拿个学位”的学生提供了一条现实的通道，避免了许多矛盾的发生。这样一来，无论对于什么样的学生，导师和学生都是命运共同体，目标一致劲往一处使。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导师自己必须是热爱科研的一线研究者，并不依赖学生来完成自己的科研项目。如果导师不是一线研究者，需要研究生来完成自己的科研任务，那么在与“只想拿个学位”的研究生的交互中，矛盾与冲突就很难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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