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要不要出走？
李晓姣，2020.12.22
娜拉，是易卜生话剧《玩偶之家》中的主人公，她最有名的事迹就是“出走”——离开了她那伪善的家。剧中，大门嘎吱一声，高潮处即落幕。可现实中的“出走”不是推门、关门那么简单。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鲁迅说，“堕落或者回来”，否则，“钱是要紧的”。
而我，如同学术界的娜拉，36岁仍一事无成的中年娜拉，一只脚已然伸出门外，另一只脚却动弹不得。口中不断嘀咕“to leave or not to leave”，却找不到正确的出路。可什么是出路，我的概念仍旧模糊、模糊。我持续思考，又不断推翻。我患得患失，生怕徒增遗憾。我试图寻找真相，而真相若隐若现。
1| 教职，一位难求
前几天，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我这一行当，一人一桌一电脑而已，电脑还自备，可惜一桌难求。36岁，说句‘我的前半生’也不会太过矫情。下半场如何开场，还要好好想一想”。这是我在遭遇博士后退站危机[i]时的一点感慨。如今看来，退站与否不过是表象，这种踟蹰早有端倪。也许，从我大龄读博、延期毕业那刻起[ii]，就已注定了我的学术之路不会十分顺利。疫情不过是个契机，让我无从逃避，逼迫我正式思考还要不要继续下去。所谓“继续”，指的是要不要继续学术事业，而目前更为直接的——要不要继续寻觅教职。
可教职难求。读了博就觉得该搞科研，搞科研就觉得该当教授。这里面当然存在逻辑谬误，但也并不难理解。有研究表明，美国只有12.8%的博士能找到tenure-track教职，少于17%的科学博士在三年内能找到tenure-track教职（也有好消息，一半tenure-track的助理教授最终会tenure成功）[iii]。2018年一项PNAS[iv]调研显示，半数科研人从入行到离开不到5年。这些数据都指向如下结论：对于一个想要获得学术界稳定教职的博士学位获得者来说，成功不过是偶然，失败才是常态。如果你不喜欢“失败”这个词，也可以替换为中性词——“离开”。
为什么找不到教职？人们常给出以下答案：没有连续海外经历、年龄超限、专业太冷门/太热门、“出身”学校不够好、发表记录不漂亮等。这些答案十分普遍，其所指也心照不宣——没有拿到教职当然是不够优秀。可果真如此吗？我认为并不是，或者说，起码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真正导致教职难求的关键在于“基础比率”，也就是教职数量/博士数量。人们或许会说教职稀缺，但这种说法并不准确。首先，教职不是突然变少，而是从来如此。换个隆重些的词——“教席”，甚至有位列仙班之感。如果对大学的发展历史稍有了解，我们会知道“教授”这个词的真正分量——与今日不可同日而语——大学教授是与僧侣、教会等并列的不事生产的阶层，说句“贵族”都不为过。其次，就“学术市场”而言，流通的商品是“博士”，而非“教职”。因此，并不是“教职短缺”，而是“博士过剩”。Brennan教授在他名为《Good work if you can get it》一书中进一步指出，提供学术工作的人数（供应量）超过了空缺职位的数量（需求量）——这是供给侧问题，而不是需求侧问题。进一步，他还给出了一系列数据证明教职并没有变少（虽然本来就不多），甚至还逐年有所增加。
因此，拿不到教职的主要原因就是基础比率。明白这一点，既可以提早明白学界存活之难度从而有的放矢，更重要的是，不要妄自菲薄——毕竟，学术界打击自信心非常有效的一招就是:“你拒绝了我，还列出一堆过错”。
2| 门槛，越升越高
以上只列举事实，尚不涉及价值判断，最多为求职遇阻的人提供点心里安慰。明白了基础概率，也就很容易明白求职之难了——职位就那么多，你爱来不来。所以各高校就可以层层加码，列出种种条款。教育经历、发表记录、研究经历，这些还好理解，毕竟这多少可以衡量稳定产出的可能性。可有些门槛，虽已是老生常谈仍不吐不快。
第一，年龄。我36岁，超过了几乎所有成文不成文的（最低）学术职位的年龄限制。35岁甚至还不够，已经有不少单位开始要求博士年龄不超过32岁或者30岁了。我心里暗暗咒骂，这哪里是招聘博士，这是学历选秀吧，以“幼嫩”为美吗？可你说我不理解吗，我也理解。有刚出炉的干嘛要割过几茬的，有少年成才的干嘛要大器晚成的，或者仅仅是——有年轻的干嘛要老的？我们可没有学术上的政治正确！什么七十高龄攻读博士学位，这也只能是他国的美谈。在国内，首先就得怀疑，你有报考资格吗？
第二，海外经历。阳澄湖的螃蟹是否真的最好吃还不一定，但如果没去阳澄湖休过假、泡过澡，就肯定卖不上好价钱。这么说没有瞧不起螃蟹的意思，不过就我而言，我喜欢渤海湾的飞蟹和赤甲红。
随着博士“滞销”，高校更是有了挑拣的资本。除了年龄、海外经历，以后逐渐再追加“本地户籍”、“本地有房”、“不婚不育（男）”、“已婚已育娃已大（男）”、 “熟练掌握一种乐器”、“爱好运动”、“裸眼视力1.0+”、“BMI20±0.5”的条款也指日可待。这可不是强词夺理，君请看：本地户籍、本地有房，代表家里条件好，无生活压力，可专心科研；无孩儿或孩儿已大（的男性），代表无需“负担”职工的婚、孕、产、育等假期及福利，不会影响科研教学任务；爱好广泛，或可催发科研灵感；身心健康，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不是梦。
我可以与用人单位“共情”，可我对此嗤之以鼻。庄子曾讲，南方有种叫鹓鶵的鸟，发于南海，止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有只鹞鹰抓住一只死老鼠，看到鹓鶵飞过，冲着鹓鶵，“吓！”对于这样肆意脱离学术能力而无底线压价的招聘要求，我也只想说别“吓”了，祝你们幸福。
除了这种傲慢，如今这种“稀缺”还换了种面目，堂而皇之出现在各个高校的招聘启事上。新浪微博有一个账号“博士圈”曾写道，“我翻开招聘一查，这招聘没有明说，歪歪斜斜的每份上都写着‘青年人才’‘特聘副研究员’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中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坑’！”虽是调侃，仍一针见血。教职难求，这是事实，但请让我们明明白白地难，明明白白地咬牙坚持，明明白白地饮恨退出——不要文字游戏！不要合同陷阱！不要虚假承诺！
3| 学界，适者生存
教职难找是个概率问题。可由于幸存者偏差，我眼前又都是成功者：比我只高一届的学长已是优青，大学同班同学已是教授，同时入站的博士后已期满考核，比我小的师弟师妹都按时毕业——而我在哀叹教职难求？真是失败！所以，摆在面前的问题是，在学术生态就是如此之当下，到底如何在学界生存？
简而言之，学术有圈，圈内适者生存——这就是学界生存法则。学术职场中，成功者都是相似的，失败者各有各的“不适症”。发文章“慢”——Quit！成果“没用” ——Quit！没有拿到某级别的“项目”——Quit！以上导致退出的原因，真的都与学术本身有关吗？我很怀疑。每当我被诘问“你研究啥的，你研究有啥用？”我常常像孔乙己在讲“回”字的四种写法一般，“额，也不是完全没用。你看，这里有点用，那里有点用。” 不过现在我想，这些也许真没用。2020年初，我情绪常大起大落，科研无法推进，申请无心打磨，养育分心，前途未卜。那时候我觉得什么自然、社会科学，什么理、工科，通通没用，只有医护有用、研究疫苗有用！快进到2020年末，“2020年全世界发表的论文有4%是COVID-19研究”[v]，年末有望超过20万篇，可其中也不乏灌水、蹭热度之作，还有大量相互矛盾的证据[vi]——所以，连对抗疫情的研究也可能没用，这可真糟糕。
既然适者生存乃学界生存之道，“你不适合”则成了万能理由。你不适合读博，你不适合做学术，你不适合教学——你之所以失败就是你不适合。这很难反驳，谁会去听失败者的诉说？可这理由根本站不住脚。博导眼中适合读博的“理想博士生”，合作导师眼中适合合作的“理想博士后”，课题组负责人眼中适合的“理想参与者”，领导眼中的“理想员工”……何谓“理想”呢？以读博为例，综合各个角度之说辞，所谓适合读博无非是以下几点：
有“心”：好奇心，恒心，平常心，责任心，自信心……
有“力”：毅力，观察力，学习力，创新力，执行力，沟通力，自律能力……
有“气”：勇气、胆气、志气……
可是，这些难道不是生而为人的通用的优秀特质和品格吗？怎么成了读博的标准了？读个博还得是天选之子，可评教授、评博导时也没见候选人满足这些要求啊。
《女博士后》一文，我指责了体系，指责这个所谓的学术体系既没照顾到女性科研人员生育之难，也没照顾到科研临时工严苛考核之难。我之所以指责，是因为我认为现状存在问题，不正视问题何来解决问题。这免不了被讽刺为“怨天尤人”、“不务正业”或“无能狂怒”，也免不了被一些老同志劝说“年轻人，不要怕吃苦”，要“只求耕耘、不求回报”。可是，每逢你想批评“抱怨者”不该 “怨声载道”时，请记着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拥有了已经拥有了的东西。教授们不会抱怨教职难拿，博士们不会抱怨学位难拿——多少也会，但不要当真，那是装饰性的说辞。我当然知道，每一代人都会面临不同的问题，战争、饥荒、社会动荡，过去不是“黄金时代”，如今也并非最差。但是，每一代人的选择决定了下一代人的初始条件。继承下去的条件是好是坏是对是错，我们都是参与者与推动者。
不过，我不会天真到等着体系的改变和完善来解我的燃眉之急。牢骚太盛防肠断，主席教导记心间。在这个学术生态之下，是我个人的所有性格、所有品质、所有行为与所有选择，共同造成了今天的状况。我不能偏袒自己说我毫无过错，正如我也不会妄自菲薄任由指摘。
学术生态的残酷，个人特质的不均衡，这些都使得“成功”难上加难。如果真的很难，那它最好值得。这个学术生态会标榜一些成功的准则，提供一些短期的或长期的目标，再设置一些诱人的奖励——目标就是“抓”住你，尽可能“抓”住你。你追求的是你想追求的，还是这些外部设置的目标让你追求的？娜拉的去留独白，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个体，回归到这样的问题——要为学术奉献、牺牲、燃烧自己吗？当然可以，如果它是“天职”所在。可它是吗？
4| 学术，并非天职
学界生存艰难，还有这么多年轻人前仆后继，宁做被收割的韭菜、被榨汁的甘蔗，不撞南墙誓不回头。这份工作（职业、志业或天职）必定有其过人之处——这是十分合理的推测。它究竟好在哪儿？
你觉得学术工作是人类从事的各项行业中更崇高的吗？你觉得学者这个阶层的使命很可敬，并且在一切其他阶层面前显得很突出吗？如果你敢于承认，倒是十分磊落，起码你确实心存理想，手捧情怀烹饪的鸡汤，想要“为科学而科学”，不惜忍受过程中带来的生活缺少尊严的痛苦。如果你不承认（或者羞于承认），那么面临“钱少、心累、猝死”等风险，你的选择难道是因为对受虐的特殊爱好吗？情怀在作祟。
但这又不仅仅是情怀问题。学术是否天职？学者是否有使命？这都是专门的哲学问题，是几百年以来先哲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德国哲学家谢林[vii]认为全体学者都有通过科学而变得高贵的精神的崇高使命，为此，学者应当自觉地融入“普遍精神”，在普遍理念的指引下揭示出每一门特殊科学的真正内涵，并与其他科学融会贯通。另一位德国哲学家费希特[viii]认为学者的使命在于用科学知识为社会服务，关心人类的进步事业，使人类不要停顿和倒退，为此，学者不仅要看到当前的立脚点，也要看到人类现在就应当向哪里前进。而更为我们熟知的马克思·韦伯[ix]却说所谓的“为科学而科学”并无根基，学者外在职位、荣誉与内在价值常常错位，一个以学术为志向的人应当做的，也是唯一能够做到的，仅仅是力求保持“头脑的清明”，并努力传播这种清明。
学术也许仍是天职，学者或许有其使命——但这可能仅存在于哲学中。回到现实，对于站在十字路口彷徨的人，对于我这样的中年娜拉，学术远非天职，只是各种偶然情况的叠加；学者并无使命，科研临时工的任务就是完成考核进入下一关，不过这个过程或许可以完成别人的使命。高考成绩、大学所选专业、研究生导师、研究课题、领域方向，任何一步都有可能只是遵循了当下的走势，并非是出于熟虑后的选择。而当你真正有能力认清事实，可能已不再有选择的机会。或者沉没成本已经大到难以割舍——转专业、换导师、改方向，哪件事不是难上加难？
即使是传统意义上的成功者，你的科研道路是注定的吗？你的研究方向是一生所爱，还是导师课题的延续或同方向的分支？你是为了在某领域实现某种意义而奋斗，还只是追溯到高考志愿书上的一个对勾？就像你相信两个人的相遇是缘分天注定一样，认为目前你所从事的研究是“天职”所在，即使不是概率学的不好，也是个美丽的误会。而对于科研临时工，不仅研究是偶然的叠加，而且实现的还是他人的使命——如果他人有的话。授予博士学位时，学术委员会说你已“具备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其实依我看，莫不如改为“已具备为教授打工的能力”。
学界成功充满偶然和运气，大器晚成是概率极小的童话。适合做学术≠适应学术生态，而后者才是生存之道。我实在算不得适应这个生态，失败也多是咎由自取，怪不得旁人。人言遇事不决，问问初心，并常以“不忘初心”勉励自己战胜眼前困顿。可这招对我实在无效，因为初心并不见得就高尚。我的初心肤浅的很，我就是想要一个博士学位，然后拿着博士学位在家养养花、做做烘焙。走着走着，怎么还忘了初心，爱上科研了？
因为忘记了初心，拿到学位的我并不幸福。两年博士后，每日主题是咖啡+布洛芬——早中各一杯黑咖啡，晚上回家一粒布洛芬。没有真正享受过什么假期，没有好好享受过家庭亲子的温馨。严苛的考核固然是其因素，但更难以驱散的是来自自我的审视和否定：我不该休息，我不该享受，我不该开心，我这个科研临时工不值得过有尊严的生活。这种时时刻刻的自我惩罚，不仅严重影响了我的身心健康，而且也极度影响科研自信、学术效率、成果产出。
从9月份开始，这三个月我周末同孩子去海边和公园玩耍，心情好了就大大方方发条朋友圈。走留之际，我这个科研临时工才想明白：劳逸结合不是原罪，享受生活不是堕落，亲子天伦不是耻辱。所以，离开学术，不一定是放弃或失败，也许只是及时止损。坚持学术，也不代表底层科研临时工不配过幸福生活。
5| 幸福，有迹可循
如果一件事不值得，那么也不值得做好。所以，痛苦统统都走开！现在，我要幸福！至此，我的问题完全转为以功利角度，如何获得持续的幸福？好消息是，幸福似乎有迹可循。以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为例，马丁·赛里格曼认为获得幸福需要同时满足五个因素，分别是“积极情绪（positive emotion）”，“投入（engagement）”，“意义（meaning）”，“成就（accomplishment）”和“人际关系（relationships）”。这五个元素相互独立，均可以准确定义和测量，而且可以通过学习来增强。如果你想获得丰盈蓬勃的人生（加强版的“幸福”），那么只关心其中一个或者几个是无法得到的。
我爱我的伴侣、小孩和家人，他们也都爱我。我内向、悲观，却尚属积极（否则也不会写这么长的吐槽文），如果有意识通过突出自身优势、增加美好记忆、克服负面行为等训练，获得积极情绪也并不是难事。同时，家庭本身也可以给予人生以意义和成就。
所以，目前我需要着重考虑的是投入、意义和成就，这三者各自独立却不乏关联，并且都与“leave or not”的自我追问有关。
投入是指“心流”，指的是完全沉浸在一项吸引人的活动中，时间好像停止，自我意识消失。我在读书、思考、论证时，会进入“心流”。如果我能把我的想法实现并发表，我会很有成就感，即使没有几个读者和引用。如果一项研究、或一篇论文可以代表一个小小的学术观点，那日积月累的持续而深入的学术观点，就汇集为一种学术思想，那是更大的成就。我也认为我的研究工作是有意义的。也许刚开始我需要说服学术委员会、说服审稿人、说服评审人，可随着成果的积累、学术自信的建立，我会逐渐不再在意那些外部评价。同时，学术这项活动也是逃避“精神负熵”的方法——相比我更加不擅长也不喜欢的社交与世俗生活，躲在不为人意志为转移的科学小花园中更能发挥我的优势[x]，一个人独处我也自得其乐。
我的初心是拿着博士学位在家养花。可是，我能从推导公式中享受到“心流”， 我能从增加人类知识中获得意义，我能从发表研究成果中获得成就——“学术”本身确实可以为我带来幸福。
6| 正确道路
娜拉想了又想，似乎得到了些结论：教职不是学术市场的商品，博士才是。不是教职短缺，而是博士过剩。学术并非天职，也无关使命。学术有生态，讲究适者生存。如果承认幸福有迹可循，学术这种工作倒可以成为制造幸福的手段。可是，正如我的研究“没有用”，这些结论也无法为我指点一条正确道路。
可什么才是正确道路？也许，正确的道路，就是你经过冥思苦想还是想走的道路，就是你经过权衡利弊还是想走的道路，就是你远远落后、一辈子无力追赶那些强者仍想负重前行的道路。正如，“看清生活的真相依然热爱生活，才是最大的英雄主义”。希望我能更快想通，希望我可以做个英雄。
[i] 李晓姣，女博士后自述：疫情发生8个月后，“我遭遇了双重失败”，2020
[ii] 李晓姣，完美博士生是一个陷阱，中国科学报，2019
[iii] Jason Brennan, Good work if you can get it: how to succeed in academia,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20.
[iv] Milojevic et al., Changing demographics of scientific careers: The rise of the temporary workforce, 2018.
[v] Holly Else, How a torrent of COVID science changed research publishing — in seven charts, 2020.
[vi] Michael O’Riordan, COVID-19 Blamed for Weaker Research Published by Top-Tier Journals in 2020, 2000.
[vii] 谢林，学术研究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viii] 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 人的使命，商务印书馆，1984.
[ix] 马克思·韦伯，科学作为天职：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x] 可参见积极心理学的VIA（突出优势行为价值）测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