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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论争与逻辑理性

《科学网博客》的博主建了个“科学网老友微信群”,我作为中医人说出一个事实:“人与人之间,谈钱伤感情,谈中医更伤感情。”此火一点就着,马上有人接腔:“谈中医赚钱的事儿,尤其伤感情。”大家七嘴八舌,随即进入高潮,说“骗子”的,说“搅浑水”“忽悠”的不一而足。当然,也有说中医有效,可以治疗许多西医治不好的病。我说自己正在写一本书,打算坐5年冷板凳,在中西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把两者的问题说清楚。立马,就有人说我是“捣糨糊”,但最后还算幸运,争论在“尽量自洽,减少自掐”的声音中落下帷幕。

终于有了“世界逻辑日”

刚刚过去的1月14日,应该是第一个“世界逻辑日”,我昨晚才看到这个消息,觉得来的正是时候。

最先从柳渝(Université de Picardie Jules Verne副教授)的博文“写在‘世界逻辑日’”获知,随后看到中国逻辑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杜国平研究员的文章“逻辑,让世界更理性——庆祝世界逻辑日”。情况原来是这样的:

2019年,来自数学、哲学、计算机科学、工程学、经济学和认知科学等领域的众多学者和机构联合发出倡议,以2019年1月14日作为第一个世界逻辑日。这得到了世界各地广泛的响应,很多国家和地区举行了庆祝活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9年11月在巴黎举行第40次大会,正式将每年的1月14日定为世界逻辑日。

为什么定在1月14日?因为它在世界逻辑史上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1901年1月14日塔尔斯基诞生,1978年1月14日哥德尔去世,他们两位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逻辑学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黛丽·阿祖莱在致辞中强调,事实上,在二十一世纪,——相较于以往任何时代——逻辑对我们的社会和经济至关重要,更加为这个时代所需要。比如,计算机科学、信息与通信技术均根植于逻辑和算法推理。

逻辑教人准确

杜国平研究员指出,依据可靠性程度,人类知识可以分为不同的层级:逻辑、数学、自然科学、哲学、经验常识等等。这表明,逻辑学是理性程度最高的学问。事实也是这样,现代自然科学的诞生,有两个重要前提,一个是逻辑学,一个是自然哲学与工匠精神相结合的科学实验(其中体现出数学化)。正如爱因斯坦指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古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实际上,中世纪大学的创立为逻辑学全面发展,以及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摇篮——今注)以及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的实验方法。

前面提到我正在努力撰写的著作,即《现代医学与古代医学的分野与交汇》。我把医学的发展史区分为三个时代——原始医学(蒙昧时代)、古代医学(轴心时代)和现代医学(科学时代)。原始医学是本能医学与巫术医学结合的产物,即采用超自然的理论解释和指导医学技术的应用;古代医学是“医巫分家”的产物,由当时最先进的自然哲学与经验医学相结合而来,采用哲学和经验常识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和各种疗法的干预效应;现代医学是基础医学与应用医学(包括循证医学基础上的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康复医学等)的结合体。从古代医学到现代医学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最明显的知识构成差异就是:异军突起的基础医学取代了解释医学现象的自然哲学与经验常识(附图)。

300万年前

5万年前

3000年前-2200年前

18世纪以来

时  代

蒙昧时代

轴心时代

科学时代

思维特征

形象思维+早期抽象思维

抽象思维

技术手段

本能医学

经验医学

应用医学

医学知识

医学、自然哲学的医学

基础医学

附图   人类医学史示意图

这个差异非同小可,最明显的效应就是基础医学与应用医学水乳交融,出现了日新月异的突飞猛进,促使人均寿命大幅度提高。为什么叫“应用医学”?指的就是现代的诊疗技术已经与基础医学融为一体。

古代医学也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五彩缤纷、五花八门,如中国古代医学、印度古代医学、古埃及医学、古希腊医学、古巴比伦医学等等,即使中国各民族的医学大同小异,但也是各有说法的。为什么这样?因为轴心时代,各民族都有各自的自然哲学和经验常识,医学创造的主体(各民族医家)将自己的主观意识渗入到医学的知识构成之中。那时候的人们,还没有严谨的逻辑学知识,还不懂得主观思维必须遵从客观规律。或者说,那个时代还不具备获取经验事实之间因果关系的方法论和技术手段。

为什么现代医学要以维萨里的解剖学作为起点?因为只有这样,建立在人体结构基础上的生理、病理、药理,才有了真正的落脚点。自此以后,古代医学一般性的、虚无缥缈的、顾左右而言他的自然哲学逐渐被基础医学的客观、严谨、实事求是所取代,医学已成为没有国界的统一性知识体系。

这完全得益于逻辑思维:它严格规范了概念、判断、推理等的思维过程,并要求其能动地反映客观现实。因为逻辑思维是是一种确定的,而不是模棱两可的;前后一贯的,而不是自相矛盾的;有条理、有根据的思维。只有经过逻辑思维,人们才能达到对具体对象本质规定的把握,进而认识客观世界。事实上,任何事件的真相是唯一的,人们的认识应该以无限接近于这个真相为原则。

逻辑教人理性

塔尔斯基认为,逻辑的广泛传播可以积极地加快人类关系的正常化过程。因为,一方面,由于使概念的意义在其自身范围内精确并一致起来,逻辑就使得凡是愿意很好地交流的人们都可能彼此很好地进行沟通;另一方面,由于思想工具的精确化,它使人们更有批判性——因而他们就不大容易为那些似是而非的推论引入歧途。逻辑有助于人们坚定信仰、辨明是非、增进对话、消弥分歧。一个缺乏逻辑的社会容易走向动荡、混乱、不公与争端。逻辑的社会中,人们才能消除各种暴力:语言的暴力、思想的暴力、行动的暴力……。

我们知道,理性是人类特有的一种能力,拥有理性是人类得以从大自然万千物种中脱引而出的关键能力;是理性让我们生活在原始丛林的祖先们,懂得未雨绸缪和居安思危的重要性,即便在食物丰盈的时候也要储备食物以备不时之需。而在理性的基础之上,人类通过良好的推理能力,在自然竞争中获得了巨大的优势,成为了今天的地球的主宰。

但是说到理性,我们就自然想到感性,人类到底是理性的动物还是感性的动物,是理性多一点,还是感性多一点?我们一直认为人类是理性的动物,而实际上,在我们生活中大部分决策,都是感性或者说情绪主导的。就像哲学家大卫·休谟说:理性是激情的奴隶。

诺贝尔奖获得者,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在他《思考,快与慢》一书中,从心理学的角度阐述了人类理性和感性的两套决策系统。丹尼尔·卡尼曼提出人类大脑有两套决策系统:系统1和系统2。简单来说,系统1是偏直觉的、情绪的、快速反应的决策系统,它的特点是简单快速、毫不费力,下意识完成。就像我们看到一张生气的脸,我们就会很快知道,这个人正在生气,并且可能会做出一些极端的行为。

而系统2正好相反,它是我们大脑基于理性推理、逻辑判断的一种决策方式,是缓慢的,而且费时费力。但可惜的是,我们大脑是天生懒惰的,生活中大部分决策都是依靠系统1,也就是直觉或者说由情绪主导做决策,而不是用系统2,继续理性推理和判断。因此,平时养成采用逻辑推理、理性思考的习惯非常重要。

谈中医能否不伤感情?

为什么“谈中医伤感情”?因为我们往往不是为了讨论学问,获得知识,而仅仅是捍卫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是站队思维和情绪化的发泄。常言说,“真理愈辩愈明”。但前提是理性辩论,站队思维则往往让人越争论越糊涂,意识形态撕裂越严重。

如何实现理性辩论?关键是制定一个以追求良知为目的行为规范,才能有所保障。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具有良好的规则并共同遵守。前年,受老班长委托搞了个群,讨论中医热点问题。为了有序进行,我专门写了个“群公告”:

因缘巧合,我们走到了一起,无论是退休老中医、老科学家,还是中医少壮派和爱好者。

来到这里,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话题,有不同的困惑。来到这里,因为我们情系中医,我们与它结下不解之缘。

我们经历不同,知识结构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差异是必然的。但是,本着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尊重前贤、尊重事实的风度,本着“尖锐于事,和气于人”的理念,本着讨论无禁区、科学无国界的宗旨,我们能够克服价值观不同、思维范式不同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让每个人收获知识、收获友谊、收获理性。

结合《罗伯特议事规则》和哈维尔对话守则,拟出以下群规则供各位参考:

(1)对话的目的是寻求真知,不是为立场而斗争,反对党同伐异。

(2)群里所有人都享有平等权利,不得进行人身攻击,不得质疑他人动机、习惯和偏好。

(3)辩论应就事论事,以当前待决问题为限,并保持主题,不得“顾左右而言他”。

(4)辩论时用证据说话,不应意气用事,谨守“尖锐于事,和气于人”。

(5)尽量避免偏激、粗暴和以势压人,出现误解时理性分析,找出原因并发扬主动道歉的美德。

(6)北京时间23点后不讨论与中医有关的话题,居住海外的专家可自行安排。

未来的日子,让我们见证这一切!

两年来,我们的群里很少发生“伤感情”的事情,可能与这个规则有一定关系。我觉得,中国文化始终存在着两种基因:一种为“大一统”服务,如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党同伐异”的故事层出不穷;另一种是“卓尔不群,朋而不党”的君子作风,即立世做人,不拉帮结派,以平等心待人,不谀上,不欺下,不畏强,不凌弱,保持独立人格。愿优秀的民族文化发扬光大,具有逻辑理性的中国人日益增多。

附独视角: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没有逻辑概念与推理?

无可否认,逻辑是个洋名,是希腊语λγο发展到近代西方语言相应词汇英语logic,法语logique的音译。1902年严复将其译为“名学”,但这不合名家名学中“名”的本意。 可见至少当时学富五车贯通中西的中国大读书人,硬是从中华浩瀚典籍里找不到相应的国学词汇来表达翻译这个词,于是就只能照搬洋文音译,如同翻译雷达那东西一样。

当然,这决不是说中华文明中就不存在逻辑概念与推理。老子就是中国逻辑思辨的老祖宗。韩非子等法家的著作,就是相当严谨的演绎归纳非形式逻辑自然语言论证,尤其是圆熟的归谬法来驳斥谬论并进行立论,堪与柏拉图比肩。中国人的这种逻辑思辨,也没有因为罢黜百家独尊儒学而完全毁弃。

《论语》当然不是孔子写的,是孔子的弟子们在孔子死后,凭著记忆,转述的孔子的言论,因此,这些弟子们大多只记住了一些的结论,而没有详细阐述孔子的诸多结论是如何得出的。因此,不能说,因为《论语》中没有记载孔子的推理过程,然后就论断说孔子本人的哲学,没有逻辑思辨性,这当然不成立。”

中华文明中确实存在逻辑思维,只是没有出现逻辑学这样的语汇,后来经过引进学习研究,当然中国现在有了称为逻辑学的专门学问。这跟“激光”的引进翻译类似:标准的汉字和文化概念,翻译引进西洋的新东西,国人能够理解接受并研究开发。

中华文明有逻辑思维,却没有严密完整的逻辑

个人愚见,从老庄到韩非子等大家,一个通病就是“凡”,“必”,“非也”之类全称肯定或否定,以及三五举例归纳定论无容质疑,鲜有或然与概率以及模糊不确定判断,很象勃兰特式的“全部或全不”。比如韩非子说,思虑熟则得事理,得事理则必成功。这句话就可谓经典的条件因果逻辑推论句式。而对这句“经典”结论的质疑,按照严密逻辑思维,应该也必须去推敲“熟”与“事理”“成功”等概念的准确定义,再看那个“必”字来研究充分必要条件是否如此简单,进而推导出这个全称必然判断有草率归纳武断之嫌。那个“则得事理”应该是“将可得事理”,“则必成功”也应该是“大可望成功”。

中国人的逻辑思维,主要还是在概念定义以及“公理”的认定上出了问题。逻辑,尤其是非形式逻辑自然语言论证,就是推理与理则,就是讲道理,总结找出规律性的东西,而人认识到的规律应该是客观的可以验证检错的。如果一个“道”和一个“理”,出自一个圣人和帝王之口,就不要也不允许任何推理过程, 就成了公理天经地义,那思维与逻辑就不见了。

如果一个圣人的一大篇东西和某个帝王一辈子的话编成全集,都是圣经圣旨,丝毫不管相容性、可靠性与完备性这样的逻辑系统要素,那就是把一切都排除在逻辑与理性思维之外,裹到了伦理与神学的逻辑管不著的罩子里。子曰诗云说,就成了一切立论与思想的起点和终点,最后到学生问,老师,为什么负负得正呢?老师眼珠一瞪:那个谁,反正就是一位数学家说的!学生们诚惶诚恐记住了这个教导,可是智商高于二百五的高考状元们无法也没心思去推敲论证E=mc。去掉逻辑推理和理性思维之后,一个人和社会最容易接受的就是神学教义和口号。随着无定随意的概念与价值观的灌输,然后就是荒谬为正统。

逻辑正确并不代表立论一定正确,逻辑为什么不能作为真理?

逻辑本身并不是真理,逻辑正确并不代表立论一定正确,就象许多论文的语法正确,甚至修辞也很华丽一样,并不一定表达了真理。但是,荒谬的逻辑,一定不能表现正确的思维,也无法表述真理。所以逻辑至少是检测谬论的一种理性工具。

当然,有些范畴也并不在逻辑的管辖之内。康德就说过,属于非纯粹理性的东西,不能用逻辑去检验,例如伦理学和美学。其实现在看来,连讨论伦理学美学,也要用逻辑思维,如同论文要讲究语法一样。比如说,大眼睛是美丽的。人的眼睛比牛大,人就像牛一样美丽。这其实就是扭曲逻辑表述谬论而已。因此,只有神学,不能用逻辑去辩驳,因为神是不允许考证解析的,只能是信与不信。

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其中因素之一就是靠文字立功。但是,由于象形文字的难于学习掌握,文字代表的文化就跟民间文化日益脱节、可以参考《水浒传》等古典白话文小说中的方言。加上古人符号崇拜的特殊文化,文字成了崇拜的对象,文章成了坚决要使得百姓,甚至皇帝的耳朵都听不懂的莫名其妙的东西,加上从未想到要标点断句,“文言文”要深入浅出明了探讨阐述逻辑,迄今为止不知道当今那个国学大师能行。

中国古代的逻辑思辨,始终停留于“运算型”的阶段,概括,归纳,思辨,推理,从来就不是中国先秦以后的文人们关心的东西。以至于明代出现了一个格物致知的王阳明,凭空想象“格”竹子。而缺乏推理型的思考,正是中国科学在方法,层次和格局上远远落后于西方科学的一大原因。”中国历史上对纯粹思辩和推理的兴趣缺乏,可能和中国文化的功利性、实用性有关——而缺乏推理型的思考,正是中国科学在方法、层次和格局上到了近代远远落后于西方科学的原因之一。

确实,人这个“理性动物”或“逻辑动物”,并不总是逻辑的或理性的,“逻辑”这个术语也常常被误读或误解,比如,当人们指责对方“谬误”或“不合逻辑”时,很多时候并不能真正分辩出究竟是逻辑错误还是事实或关系错误。当然深究下去,逻辑学本身也一直深陷在形式与内容的纠结之中无法脱身。

对于中国人来说,“逻辑学”是近代以来从西方引入的学科,正如人们一直论争的有没有“中国哲学”的问题一样,有没有中国的“逻辑学”也是一大困惑,虽然不能说没有“逻辑学”就没有理性,但历史无比丰富的中国文化中,“逻辑”是什么?仍然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也正如中国人努力地去建设汉语语法学一样,很多学者努力地想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方法抽象、形式化为一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逻辑学,但似乎无门可入。

实质上,确实无法把具有“内在性”本质的中国文化特质形式化,“内在性”与“形式化”是本质完全不同的文化或语言的特质,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具有内在性特质的中国文化是如何具有和实现中国理性和中国理性精神的?

当然,“内在性”仍然是文化体现的,但不会直接表现自己,“大象无形”才是中国文化本质的非形式化的特殊表现,也是中国逻辑和中国理性的特殊表现,只有在这种相对的同层次上,我们才能真正看到“中国传统逻辑”与西方形式逻辑一样的深奥和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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