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生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最近一个国家级青年帽子人才评审答辩，几个答辩人给我通报专家提问情况。其中有一个评委问一位答辩人：“为什么你2015年以后的论文引用次数不多？”，其他更多评委主要询问论文成果本身专业相关问题。这说明评审专家中依然有人比较注重论文的引用次数，这可以理解，每个人对人才标准要求和评价的侧重点不同，总有人想用简单方法评价人才。况且引用次数比较高的论文一般情况下总是一件正面事情（恶意引用除外）。其实这个问题我想可以用善意谦逊中性并略带调侃的口吻回答：“我自己认为，在我发表的论文中引用次数不完全与论文成果的创新性一致，引用次数多的论文可能是做这一方向研究的人多一点。有时成果的创新性还需要经历时间的检验”。我自己的经历确实如此，尽管有的论文引用次数较高，然而，这些论文多数是以“案例成果”出现在同行论文的前言部分，而出现在“讨论部分”，对同行成果创新性起到重要启迪和对比的成果论文较少。
众所周知，科学评价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她与职称晋升和机构及个人的“江湖地位”密切相关，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科学评价除了需要参与评价的人秉承“公正公平”的道德操守和认真态度外，在“技术层面”也是一件高超与复杂事情，它与专家的学识水平密切相关。即使在小同行面前，对于一项成果是否属于原始创新及创新的力度，尤其是基础研究成果有时也存在“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若干典型案例告诉我们，原始创新成果的出现需要厚实的基础和研究积累。正如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院院长扎夫曼说：“如果你只问这个研究会有什么用的话，或许你就只会去寻找那些你知道会有用的东西，那你就只能发现那些你知道你可以发现的东西”（刘庆生，简单的力量，金融博览2018年第7期）。显然，魏茨曼院长希望年轻的科研人员首先打下厚实基础和科研积累，以便在“不经意中有所发现”，这种发现就可能属于“原始创新”。可以想象，这样的原始创新成果何以能用“论文引用次数”这样简单方式评价。
有的管理机构负责人总是想用简单措施替代复杂的科学评价，还宣称为了“公平公正”，克服“人为因素”对科学评价的影响。因此，往往简单地采用一些科学计量学指标实施单位内部的人才及相关项目评价，这样难免会导致某些畸形的糟糕的评价结果。在我看来，目前我们的科学评价似乎处于“尴尬”境地，在“绝对量化指标（数篇数、看点数、看杂志）”，“适度量化指标（代表作）”“非量化指标（以定性为主）”评价措施之间关系说不清道不明，无论采用哪种评价举措，掌握话语权的人总会找出各种理由阐述他们做法的合理性。
对于大同行关注答辩人的论文引用次数（引用率）可以理解，因为，大同行一般对论文成果本身的创新性不是十分了解，所以，看重成果论文发表的期刊及其IF值在所难免。所以，在我们一些学术单位，引进人才中一篇论文（主要指重要期刊与高引用次数论文）打天下的情况并不鲜见。但是，对于小同行就不应该以论文的引用率作为衡量论文成果的重要依据，甚至也不应该以论文发表刊物的IF值作为依据（适度参考无可厚非）。我比较看重论文评审过程中审稿人的意见，因为，那是杂志编辑部聘请的真正高水平的小同行对手稿论文成果创新程度的“甄别”，以便确定论文是否值得发表。这也是我推介年轻人申报各种人才或项目时陈述成果水平的客观依据，其实，重大的惊世核俗的成果论文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同行或很少同行引用的案例并不鲜见。因此，我认为，在科学评价中评审专家应当慎重对待论文引用率。
2020年8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