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
2021年1月初，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科学传播专业高级讲师Lindy Orthia女士在The Conversation网站发表文章，3 Reasons To Study Science Communication Beyond The West（研究科学传播须超出西方国家范围的3条理由）。原文见https://therisk.global/blog/3-reasons-to-study-science-communication-beyond-the-west/。
文章说：
问一位科学传播者，科学传播这个领域有多久的历史。他们也许回答说几十年或数百年，因为他们想到的是与科学家-公众知识鸿沟相联系的西方科学传播传统。
如今，我们几乎完全将科学传播与西方科学联系在一起。可是，人类一直在传播其关于世界的知识，既在一个社会内传播，也在不同社会之间传播。证据表明，这种知识传播有上万年的历史。
当今社会应该承认从古到今与较为晚近的西方科学传播不同的其他科学传播方式，还应将这方面的认识写入科学传播史。理由有三。
人们讲述的历史是摆脱不了政治的，科学史亦莫能外。我们经常将科学和科学实践与可信性金标准等同起来，其实在“科学”这个标签后面有很强的修辞论辩力量。
一些有影响力的20世纪学者，如已故的英国历史学家Herbert Butterfield赋予西方科学很高的价值，而认为其他来源的人类知识生产都是失败的。
Andrew Cunningham等其他学者虽然试图纠正这种（傲慢的）倾向，但是他们把“科学”定义得很窄，以至只有西方版本的专业知识生产才符合“科学”的定义。
于是，我们的科学传播史也基本上无视世界上各种文化中传播知识的多样化路径。
你知道吗，中世纪的时候，欧洲医学作家经常编一个像是阿拉伯人名字的笔名来发表文章，以提升其作品的权威性。
这是因为，在整个非洲-亚洲-欧洲陆块上，阿拉伯文化当时在药物和其他科学领域表现出明显的领先优势。
还可看看数千年前，波斯工程师是如何构建了精巧的装置，给沙漠社区供水和提供空调及制冷服务的。
他们通过口授和行动将相关技术知识代代传播。
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古典学和古希腊-阿拉伯语研究教授Peter Pormann的话来说，这属于学术失忆。
其次，人类文化是多姿而灿烂的。
在世界各地，不同的科学传播系统一直在适应不同的区域、生活方式、文化和历史。这些不同的科学传播系统展现了人类可引以为豪的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创造力，应当加以赞颂，而不是忽视。
其中有些传播系统是诗性的，有的是操作指南式的。有的被用于在不同文化间架桥，有的维护着知识的代际流传，流传跨度达到数百年甚至数千年。
例如，毛利人的pūrākau（故事）就是传播毛利人关于环境、文化、价值观等等知识的叙事手段。
西方人往往将pūrākau贬低为神话。其实，pūrākau是将毛利人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经过检验的循证知识编码为一种隐喻驱动的传播形式了。
例如，毛利人故事中有对河流的历时流动状况的警告，告诉人们哪些地方不能盖房子。这就是把他们观察到的、经过检验的、流传下来的复杂水文学知识给编码化了。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科学传播学者Emily Dawson女士与伦敦的低收入少数族裔社区进行了很多接触，这些社区的人很少参加科普活动，完全没有参观过科学中心或科学博物馆。Emily Dawson的研究发现，这些人与科学传播活动无缘的重要原因是“无力感”和“文化帝国主义”（感到自己被“他者化”了）。
西方科学博物馆是从欧洲视角进行历史叙事的，这一做法可能将种族主义观念永久化，并认可欧洲殖民主义行为。
如果作为欧洲人后裔的西方人在科学传播史中只看到自己的文化被反映和尊重，那么社会排斥过程就会加剧。
虽然某些文化中的一些古代实践与当下生活已经无关，但是，文化之根依然要紧得很。
例如，很多伊拉克人对拥有2000年历史的巴比伦和亚述的楔形文字文化有浓厚的兴趣。那么，就应该把楔形文字学及其传播实践置于我们的集体议事日程上。
谁曾经接触和掌握了巴比伦人关于月食的知识？他们是在什么样的世界观框架内安置这样的知识的？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探讨此类激动人心的问题，因为我们所学、所教的科学传播史应当容纳各种文化的科学传播实践，一个都不能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