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萨尔博格(Pasi Sahlberg)是芬兰教育家、作家、学者。他曾担任芬兰教育和文化部下属国际流动和合作中心主任，现担任芬兰、瑞典及苏格兰教育政策和改革的顾问。他曾是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的访问教授，现任亚利桑那州国立大学的访问学者。他的最新代表作包括：《全球教育改革难题》(2017)、《赋能的芬兰教育者》(2017)、《芬兰教育领导力》(2017)等。他的《芬兰课程2.0：世界可以从芬兰教育改革学到什么?》一书获得了2013年格威文美尔奖(Grawemeyer Award)，他还获得过2012年芬兰教育奖、2014年苏格兰罗伯特·欧文奖、2016年丹麦乐高奖。
8月28日，布鲁金斯学会全民教育中心(Center for Universal Education)项目负责人凯特·安德森(Kate Anderson)在其官网发表《教育大国不止步于国际排名》(Being an education superpower is about more than international rankings)一文。文章指出，仅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公布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测试结果来判定一个国家是否称得上教育强国是远远不够的。虽然PISA测试中考察的数学、阅读等科目至关重要，但是培养全球公民发展早期教育和增强职业技能教育，都是教育强国考察的指标。除此之外，教育公平程度、校园文化建设，包括消除校园暴力、对外教育援助等都是一个国家是否达到教育强国的重要指标。
如何实现教育公平?什么样的教育才是好的教育?如何选拔教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学校来培养适应21世纪新时期的劳动力?笔者带着这样的疑问采访了芬兰教育家帕斯·萨尔博格教授。
全球化视野下的教育
《中国社会科学报》：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您如何定义成功的教育?
萨尔博格：英国创造力研究专家肯·罗宾逊(Ken Robinson)曾这样表述过，对个人来说，教育的目的是帮助人们学习周围世界并发现自己的内心世界。我非常赞同这一说法。如果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成功的教育经得起社会、文化、经济等角度检验，比如从社会意义上来说，教育应该鼓励学生成为积极热情的公民;从文化意义上来说，教育应指导学生更好地认识自己国家的文化，而且尊重多样的别国文化;从经济角度来看，教育教会学生足够的知识和技能，使其成为独立公民。如果教育可以实现在公平和可持续的社会方式下培养和提高学生这些方面的学习能力，这种教育就是成功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教育公平是可实现的目标吗?
萨尔博格：教育公平是可以通过有计划的教育和其他社会政策实现的，目前芬兰和加拿大就是这种情况。客观来说，消除家庭背景对个体学生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学校和其他一些公共服务，比如医疗和针对性的青年政策，帮助由于家庭条件限制很少有机会参与各种活动的孩子也同样有机会丰富课余生活。不管老师多么优秀，单纯依靠学校来解决教育公平都是不现实的，毕竟每个孩子家庭背景不同，家庭的影响不可磨灭。所以我们应该提倡一些早期针对性干预项目，尽可能早地为需要帮助的孩子提供援助，这是解决教育公平最重要的一步。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教育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是教育成就了富裕的国家还是富裕的国家造就了好的教育?
萨尔博格：这个问题确实不好回答。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两者自然存在着互相作用的因果关系。高质量的教育会对国家经济产生积极影响，而充足的国家财富使政府能投入更多资金到教育中来。但是现在有一些研究发现，如果从传统的计量方法来看，在发达国家里，教育和经济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密切;反而在相对落后的国家里，教育质量和经济发展程度的关联更加紧密。同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在全球化的经济结构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到周边国家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影响可能更加明显。比如近来欧盟对俄罗斯的一些经济制裁对芬兰的影响颇深。换句话说，近五年来芬兰的经济下滑跟教育是没有关系的，尽管芬兰的教育水平在近年来也有所下降。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能谈谈目前全球教育改革的一些趋势吗?
萨尔博格：在我看来，全球各国教育改革主要有五大趋势。第一，市场化竞争更为普遍。这一趋势的前提是假设学校为争夺更好的生源或者入学率，一定会努力提高教学和教育水平。第二，更加严格的学校教师责任制。在这一理念的驱使下，学校自主决定教学安排的自由度提高，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教师并未获得足够的自由来为学生量身定做教学计划。第三，对标准测试的依赖程度加深。许多国家都把测试成绩看作学校、老师、学生是否成功的试金石。第四，教师行业和教育系统中，职位的去专业化趋势明显。第五，一个企业或者非公共组织认为可以用更有效的方式来提高学生表现，所以出现了一些公立学校私有化的现象。
除此之外，全球教育改革还包括教学数字化、大数据的课堂应用等内容，另外，国家和国际考试评测所导致的对基本知识技能的重视，也是不容忽视的趋势之一。
盲目照搬芬兰模式不可行
《中国社会科学报》：据了解，芬兰教育系统是在20世纪50年代根据芬兰的需求和文化特色设计发展起来的，所以它的生命力强，专业度高，但是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芬兰的模式不易模仿。您是怎么看待这一说法的?
萨尔博格：事实上，芬兰的教育发展远要比这复杂得多。和其他国家一样，芬兰教育受到国家文化特色的影响，但是很多元素和改革还是对其他国家很有借鉴和启发意义的。不过很多人来芬兰学习研究芬兰教育的时候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即芬兰教育的成功并不仅仅是学校的功劳，教育更像是整个社会的计划，才让它有了今天的成绩。从这个角度来看，芬兰教育确实不好复制，因为这是整个芬兰的行为方式决定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社会对家庭和孩子的早期支持，以及对于女性从政从商决策的肯定，这些都是芬兰教育成功的隐性因素。总而言之，我不建议其他国家复制芬兰的教育观念，不要模仿，应当努力创造出有本国特色的“芬兰教育”。
《中国社会科学报》：不久前，一篇关于芬兰彻底取消分科制，改为话题研究教学法的文章在中国广泛传阅，引起教育学界和家长的普遍关注。一直走在教育方式和理念创新前端的芬兰是否将取消分科教学，采用“现象教学法”呢?
萨尔博格：事实上，芬兰一直都有项目式教学，这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只是现在流行的“话题教学法”或者说“现象教学法”是新出现的词汇，不过我认为这两个词都不合适。另外，真正教学改革的新内容是2016年芬兰教育部规定所有学校在国家核心课程教学中至少安排一个学习时间段，让孩子们可以用全面的、学科交叉的视角去认识事物，而不是单纯地按学科学习。所以，我认为这个教学安排应该叫“研究式教学法”或者“问题导向学习法”，这也是教育学里广泛讨论形成的固定说法。但是这只是学期中一段时间内的教学安排，短时间内芬兰都不会取消分科教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芬兰教育还需要在哪些方面进一步提高呢?
萨尔博格：芬兰教育面临的挑战很多，其中三个问题尤为突出。第一，芬兰教育系统一直因教育公平程度高广受好评，这也是芬兰教育成功的强大动力，但是现在公平程度有所滑坡。因此，芬兰学校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来帮助需要早期支持的孩子，以此避免他们日后学习上的不足。第二，现在芬兰社会面临的一个大难题是青少年中男孩子的阅读能力堪忧，所以学校和家长必须通力合作，让这些孩子摆脱电子产品和电视的影响，重新爱上阅读。第三，政府和大学需按照新的教育法规大力支持芬兰学校更有效地推广“问题导向学习法”、合作性学习以及项目研究。目前来看，虽然有很多老师愿意接受这些观念，但是也有很多不接受。所以，为了提高教育水平，我们必须帮助老师提高教学水平。
合作才会赢的逻辑
《中国社会科学报》：学校应该营造怎样的学习氛围呢?竞争性的学习环境是否会剥夺学生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呢?
萨尔博格：是的，尤其是学校中教师、学生之间的不健康竞争。这个逻辑很简单，竞争就会有输赢，而人们的潜意识都很怕会输，没有人想输。这种恐惧感会让人为了保持自己的最佳状态，不愿分享，也不愿冒险，变得束手束脚，但是没有冒险也就没有创造力，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们的想法是尽量延缓，不要太早给学生引入竞争机制。尤其在学前、中小学，更要营造一个没有竞争的氛围。但是，学生进大学前，是有入学考试的，竞争也非常激烈。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什么样的学校才能帮助学生做好准备应对21世纪就业市场的挑战呢?
萨尔博格：这个问题也很难回答，一般都是每个学校自己去摸索答案，但是有两个共性的建议可供参考。首先，教育政策应该给各地区学校、教师更多的信任去寻找最优方式，帮助学生准备好应对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标准化、市场化及公共教育私有化都是反其道而行之，不利于就未知市场制定相应课程，应当引起我们的警惕和注意。
其次，大家在考虑正式教育的目的时，通常会陷入这样一个逻辑，就是我们在为劳动力市场准备“消费者”。所以大家的期待也是这样一个过程：学生努力达到标准和要求，取得学位文凭，再去找工作。但是当这个转瞬即变的劳动力市场没有提供合适的工作，年轻人只好拿着文凭等着雇主出现。现在，欧洲像这样的待业青年有600万，全世界范围内有7000万年轻人没有工作。这就要求我们转换思维，重新审视教育的目的。教育应该是为劳动力市场供应更多的工作“创造者”，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这就意味着年轻人毕业的时候应该形成这样一种思维模式：如果我找不到喜欢的工作，那么我就去自己创业。虽然现在很多国家都在学校课程设置里倡导企业家精神，但是多数还只是停留在为学生提供信息和基本技能这个层面，而这对于新时期的教育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标准化考试?死记硬背是否有必要呢?
萨尔博格：我们当然需要记忆和背诵，但是如果标准化考试是去考察学生是否能够记住学校教的或是书上写的，这样的考试大可不必存在。我不反对标准化考试，但是现在我看到的大多数考试质量很差，出发点也不对。我们需要好的可以信赖的范式去考察学生的成长情况和学习进展，就像我们需要常规体检来关注健康状况一样。只不过现在世界上多数国家的考试好像都是以血压这一个指标来评判一个人的健康程度，这是不对的。所以说，除非学校拿出高质量的评估办法来考察学生的进步，我还是会继续质疑考试滥用。
教师选拨要全面细致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在英国《卫报》(The Guardian)撰文说过，教师的教育设计需要考虑其是否能够选拔出有能力且有热情致力于终身教育事业的人。这个主观的评价标准如何在实际操作中合理公平地执行呢?
萨尔博格：这和社会上营造的教师职业形象有关，还有就是选拔什么样的学生进入到初级教师培训项目。教师选拔应该严格考核，但不是选考试分数最高的学生，而是选那些真正有才能、有热情的人来担任这个职位。而在很多国家情况却恰恰相反，往往是聪明人才能做教师，然后他们做了几年教师就改行去做其他“真正的事业”去了。具体来说，我认为教师选拔应该像艺术生或者音乐特长生选拔那样全面细致，只有这样才能找到适合的教师人选。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之前也说过，不鼓励学校、教师、学生之间的竞争，那么除了个人的热情外如何确保教师有动力去不断提高自己呢?
萨尔博格：多数情况下，学校就像一个足球队，校长是教练，教师们是要去赢比赛的队员。在很多国家，校长和教师之间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教师必须完全按照校长的指示执行，没有太多发言权。在芬兰，我们强调弱化教育中的领导力，也就是说校长同时是教练也是队员。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在学校的组织结构中，模糊校长和教师之间的分界，鼓励教师们主动去尝试新事物，从错误中学习，成为更好的教育者。教师们拥有这样的工作环境，才能在强烈的教育使命召唤下，把课堂看作挖掘每个孩子最大潜能的地方，切实提高教学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中国教育有哪些了解呢?您能为提高中国教育水平提些建议吗?
萨尔博格：我多次到访中国，也担任北京的一所公立学校咨询委员会委员，这让我有机会去了解中国教育的发展。我知道中国政府希望通过改革给教师和学生更多的自由，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我认为中国教育关键的问题是要削弱现行考试系统对学生、家长和教师的主导性影响。一旦考试成为教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我前边提到的那些事情都将很难实现，比如我们的教育环境应鼓励合作而不是竞争。中国教育系统很庞大，我知道有很多优秀的学校、教师和领导层，如果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中国未来教育改革可以说受益良多。
另外，中国家长很喜欢为孩子报课外辅导班，如果课外课程是学生成功的重要保障，会对实现教育公平造成很大的挑战。所以说，中国教育应根据实际对学校进行补助，以确保学生考试成绩和成长进步不为参与的课外课程数量或质量所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