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81年，奥斯曼土耳其获得了右岸乌克兰的宗主权。此时的奥斯曼土耳其的疆土面积已到达最大。1683年奥斯曼土耳其与欧洲数个基督教国家开战，围攻奥地利维也纳失败。这是奥斯曼帝国第二次围攻维也纳，上一次围攻维也纳是1529年。不同的是，上一次是围攻无果主动撤退，这一次却是奥斯曼帝国大败。之后奥斯曼军队遭遇了一系列失败，一直到1699年，参战各方均无力再战，奥斯曼帝国与奥地利极其盟邦签署了《卡尔洛维茨条约》，这场战争才结束。
《卡尔洛维茨条约》不仅意味着奥斯曼帝国扩张的终结，还意味着奥斯曼帝国开始走向衰落。条约规定，匈牙利不再属于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因此丧失了大片领土。
这只是开始，之后的两百多年，奥斯曼帝国屡战屡败，领土不断萎缩，直至最终崩溃。19世纪初期，拿破仑就称其为“欧洲病夫”。
之前奥斯曼帝国几乎是吊打欧洲各国，就在第二次维也纳战败前，哈布斯堡还需要向奥斯曼帝国纳贡。黑海是奥斯曼帝国的内湖，大半个地中海也归奥斯曼帝国所有。就连东南亚苏门答腊岛上的亚齐也承认奥斯曼帝国的宗主权。
为什么仅仅过了两年，奥斯曼帝国就从巅峰走向了丧师失地的境地?为什么在之后的两百多年时间，奥斯曼帝国没能再续辉煌，而是苟延残喘直至崩溃?
单纯了解一次战争，或者某一段历史，显然无法回答上面的问题。我们只有了解奥斯曼帝国的整个历史，才有可能理解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然而在西方中心论的话语下，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充斥着各种刻板印象。卡罗琳·芬克尔教授试图打破人们的刻板印象，尽量以一种更加中立的角度叙述这段历史，她推出了自己的著作《奥斯曼帝国：1299-1923》。这是英语世界第一本大量运用奥斯曼土耳其语原始材料写成的奥斯曼通史，在土耳其大受欢迎。
卡罗琳·芬克尔是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奥斯曼史博士，奥斯曼研究专家。她在伊斯坦布尔生活了15年之久，对土耳其有着深刻了解。
《奥斯曼帝国：1299-1923》讲述了奥斯曼帝国自13世纪末建国起，至1927年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发表伟大演说之间的悠久历史。为我们展现了奥斯曼帝国登上霸主之位，到一步步沦为欧洲病夫，直至最终崩溃的历史脉络。
纵观奥斯曼帝国六百余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军制、税制以及认同感，这三样东西与奥斯曼帝国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联，几乎左右着帝国的兴衰。
一、从帝国支柱到叛乱之源的禁卫军
禁卫军是奥斯曼帝国的一支特色军种，在帝国不断崛起的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最初，奥斯曼军队只是一支掠夺联盟，其成员很杂，宗教色彩很淡，其中有大量的基督徒。
随着征服疆域的扩大，奥斯曼开始采用少年征兵制度，建立了禁卫军。
奥斯曼人征发十几岁的少年，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以及文化教育，灌输效忠苏丹的信念。这些少年大多来自基督教家庭，主要是巴尔干地区。进入禁卫军的少年会被强制改宗。
禁卫军被视为“苏丹的奴仆”，成了奥斯曼帝国的主力，在帝国扩张的事业中功不可没。治理帝国的官员，也基本上来自禁卫军。
然而禁卫军是一把双刃剑。一代苏丹去世后，他的继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就必须讨好禁卫军。通常的做法就是给予赏赐，比如出征前发钱，征服新区域后分战利品。
于是，禁卫军的势力越来越膨胀，甚至能够废立苏丹。
18世纪的时候，禁卫军势力很大，但战斗力却已经很弱了，完全沦为乌合之众。大量闲杂人员混进了禁卫军，领着薪水，但训练几乎没有。而兵变却愈发频繁，只要不合意就发动兵变，禁卫军已成为帝国的痈疽。
此时的奥斯曼帝国，面对北方新兴强敌俄罗斯，毫无抵抗力。苏丹塞利姆三世试图改革，结果却命丧禁卫军之手。
19世纪上半叶，马哈茂德二世终于废除了禁卫军，成立了新军，展开改革，然而为时已晚。
长期以来，为了维持禁卫军的忠诚，帝国的财政已经耗尽，而禁卫军的频繁兵变引发的混乱，更是破坏了经济和国家的统一。
17世纪末，为了应对国内外的危机，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奥斯曼帝国不得不饮鸩止渴，进行了税制改革，结果导致了更加严重的后果。
二、不完善的税制与地方豪强的出现
1683年，奥斯曼帝国与哈布斯堡王朝开战。维也纳围城战败后，奥斯曼遭遇了一系列失败。
此时奥斯曼帝国的财政已经枯竭，财政枯竭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战争开支、用于皇室的奢靡开支、全球商路变化导致贸易垄断收入剧降等等。
为了应对危机，帝国进行了税制改革。所谓的改革就是将包税制的三年期限改为终身制。
所谓的包税，就是将一个地区的税收权拍卖给个人，这个人先掏钱给帝国政府，然后他再向地区征税，以获得差价来为自己谋利。
这种税制本身就很落后，原本的三年期限，还可以稍微防止地方势力坐大。但是为了应对危机，包税变成了终身制后，一些地方势力迅速膨胀，成为地方豪强，拥有了跟中央叫板的实力。
时间一久，地方豪强就可以截留税收，奥斯曼帝国不得不派兵镇压豪强。而用兵就意味着要消耗更多的财政收入，也就不得不将更多地区的包税期限变成终身制，由此陷入恶性循环。
地方豪强实力的膨胀，不仅消耗了帝国的实力，而且导致了分离主义。
19世纪，一些地区独立，跟地方豪强的实力膨胀有着很大的关系。比如埃及、叙利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等地。
财政收入不足以及对外战争的失败，还导致了另一个严重后果。帝国不得不向西方列强借外债，也就给了列强干涉内政的理由。
19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其实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帝国政府欠着大量外债，国内大量产业也都掌控在西方列强手里。地方豪强更是成为列强用来对付帝国政府的工具。比如巴尔干半岛诸多国家的独立背后，就有西方列强的操纵。
奥斯曼帝国之所以还能存续，完全是由于列强之间的矛盾，他们需要在这里维持势力平衡。
三、认同危机
卡罗琳·芬克尔在叙述19世纪的奥斯曼帝国时，强调了认同危机。事实上，从整个叙述来看，认同危机从奥斯曼帝国建立时就存在。
奥斯曼帝国的起始时间被定在1299年，这个时间是奥斯曼人自己定的。这年并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有意义的事情，纯粹是因为吉利。按照伊斯兰历法，这一年是700年，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将建国时间设在这一年，就是为了增强认同感。
事实上，奥斯曼人第一次现身史书，是在1301年，奥斯曼军队在一次战役中击败了拜占庭军队。
为了证明建国的合法，奥斯曼帝国史学家在15世纪编造了一个梦：第一任苏丹在圣人家中留宿时，梦见肚脐上长出一棵大树，树荫笼罩了全世界。圣人解释说，这意味着真主将皇帝的宝座赐予你和你的子孙。
14世纪，奥斯曼只是西亚地区诸多土库曼部落中的一支。他们不断吞并周边的其他小国，到了14世纪末，成为最具威胁的力量。为了提高自身血统的高贵，奥斯曼人自称祖先来自土库曼的乌古斯部落，实际上这无法考证。
攻占君士坦丁堡后，奥斯曼帝国以罗马帝国继承者自居，暂时得到其治下的基督徒的认同，但是西方国家是完全拒绝的。
1478年，克里米亚汗国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附庸，带来了一项政治资产，就是克里米亚汗国是成吉思汗的后裔。
但是在伊斯兰世界，奥斯曼帝国依然有很多竞争者，比如伊朗的萨法维王朝，埃及的马穆鲁克。
16世纪，奥斯曼帝国消灭了马穆鲁克王朝后，获得了圣地保护者的称号，算是得到了一半穆斯林的认同。而另一半穆斯林，萨法维王朝依然不认同奥斯曼的领导地位，双方打了几百年。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封建王权逐渐不再被认同。
19世纪，民族主义泛滥，奥斯曼帝国境内生活着许多民族，并没有一个主体民族。由于帝国之前实行宗教宽容政策，虽然伊斯兰教被奉为国教，但穆斯林并不占主体地位。在西方列强的操纵下，地方豪强的怂恿下，奥斯曼帝国境内分离主义愈演愈烈。
为了应对认同危机，奥斯曼帝国先后提出奥斯曼、伊斯兰、泛土库曼等等身份，希望获得民众广泛认同，但全都失败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的领土所剩无几，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此时凯末尔提出的土耳其人身份获得了普遍认同，也铸就了现代土耳其国家。
不过，曾经地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已经不复存在了。
四、奥斯曼帝国到底因为什么而衰落?
卡罗琳·芬克尔在《奥斯曼帝国：1299-1923》的叙述中，军制、税制以及认同感是驱动奥斯曼帝国扩张的三驾马车，当帝国扩张结束时，这三架马车却没能维持帝国的持续发展。
当奥斯曼帝国走向衰落时，历代苏丹都力图改革，想跟上世界发展的潮流，维持帝国的荣耀，这三架马车已经成了阻碍。
但是，军制、税制和认同感的落后并不是导致奥斯曼帝国衰落的原因，这三者的落后其实是奥斯曼帝国衰落的表现。帝国的衰落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对比一下东方的中国，奥斯曼帝国一直在跟西方接触，而且很早就开始向西方学习，但最终依然沦落到任人宰割的境地。而东方的中国，在19世纪后期才开始学习西方，最终也沦为了半殖民地，结局非常相似。
两国有相似性，经济结构上都是以农业为主体，政治体制上都是专制王朝。无论是早改革，还是晚改革，两国都没有及时触及最根本的经济层面，也就是没有跟上工业化的脚步。这是两国落后的根本原因。
改革仅仅局限于军事技术层面，后期则是全盘照搬了西方政治体制。但是落后的农业经济根本无法支撑这种改革，最终导致了两国都沦为了半殖民地国家。
只是中国相对幸运一些，在认同感上没有太大问题，也就避免了奥斯曼帝国分裂为40余国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