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衡原则。该法第1条确立了两个最基本关系的平衡：一是保障与监督关系的平衡，既要保障行政机关履行职责，又要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二是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与保障作为被强制对象的行政相对人权益的平衡。协调和平衡这两对基本的相互关系，正是该法制定和实施要把握的一项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则。
(二)比例原则。比例原则的核心内容是“最小损害”，即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目的，在有多种手段、多种方法、多种途径可供选择时，应选择其中对相对人“最小损害”的手段、方法和途径。该法规定的“采取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应该说是“最小损害”原则的很好体现。
(三)行政强制法定原则。该法第4条规定：“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这里，权限法定的“法”主要或基本上限于法律;范围法定、条件法定的“法”则可限于法律、法规;而程序法定的“法”则不仅应包括法律、法规，而且应包括规章。
(四)教育与强制相结合原则。这里的“教育”，既包括特定教育，也包括一般教育;既包括对被强制对象的教育，也包括对一般社会公众的教育，当然，主要是指对被强制对象的特定教育。此外，这一原则还具有“先教育、后强制”和在行政强制的事前、事中、事后的整个过程中坚持教育的意涵。只要通过教育行政相对人自觉履行了义务，行政机关就不应对之再实施行政强制或处罚。
(五)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该法将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分别规定于多个不同条款，将其精神贯穿和体现在行政强制权设定程序和行政强制实施程序的具体设计上，重点主要落实在行政强制实施程序的具体设计上，包括对行政强制措施程序的设计和对行政强制执行程序的设计。
(六)救济原则。该法确立的行政强制救济途径主要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虽然这三种救济途径均有相应的专门法律规定和调整，但该法还是加以了特别规定。这是因为行政强制是一种涉及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的“高权”行政行为，需要特别强调权利救济。
第二条
本法所称行政强制，包括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 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 行政强制执行，是指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对不履行行政决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强制履行义务的行为。
第三条
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适用本法。 发生或者即将发生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或者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行政机关采取应急措施或者临时措施，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行政机关采取金融业审慎监管措施、进出境货物强制性技术监控措施，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四条
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
第五条
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当适当。采用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
第六条
第七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行政强制权为单位或者个人谋取利益。
需要明确的是，对于行政强制法的具体情况应当结合实际而定，特别是对于不同的行政强制情况，应当基于实际的行政强制手段来进行处理，如果对相关情况的处理存在异议的，那么还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并要求对相关情况进行重新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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