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元朗锦田水头村内有一座两进式古建筑物屹立着，供奉着周有德与王来任的神像。殿外大门挂着一幅对联：“粤海被鸿猷萃一姓以报功虔恭罔懈，锦田歌乐土际中天而献寿历久弥芳”，门楣上书写了“周王二公书院”六个金漆大字。
它仿佛在呢喃着这一段被遗忘的史事。
本地人复村、客家人迁入，使新安县的人口急剧增长，也让香港遇上一个百年难得的发展机遇。
关于本地人与客家人的迁入，现代日本学者濮川昌久有深刻的体会：
本地人主要从东莞和广州方向迁入新界地区;客家人则从梅县和惠州方向迁入。本地人在明初甚至更早即已到来，早早建立了包括方言习俗的自我认同;客家人则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发布开垦奖励政策后才大量迁入的。这些客家人大部分都避开了由锦田邓氏等本地人占据的肥沃平原，定居于山岭地区。
濮川昌久利用了香港本地人与客家人的族谱，勾勒了香港居民客家群体的移民过程，诉说当年往事。
嘉庆二十三年(1818)，经过一百三十年的休养生息、移民开垦，这一年新安县的人口已达225,979，其中男丁146,922。女则有79,057。 比照康熙与嘉庆年间编修的两部《新安县志》，可以看到在百多年间，新安县人口由2000人急升至近23万。这廿多万人中，既有回流故土的本地人，也有玄烨招徕的新移民。
那年，香港接收了不少原居梅州、潮州、惠州地区的客家人。
的确，新界北部地势相对平坦，十分适合耕作，南来的新移民当然最想要这一片土地。可是，他们来晚了。
早在宋朝的时候，已经不断有人移徙到香港。他们多是从江西、广东、福建而来，带来了中原的技术，也带来中原的语言——宋代官话。宋代官话属汉语中古音系统，与现在的普通话十分不同。由于香港地处南海之滨，与中原相去尤远，所以他们的语言并没有受到北方语太多的影响。相反，他们日常多与邻近的东莞、广州人交往，甚至通婚，故此语言倒过来与珠江三角洲的广府话相近。这种独有的语言，在他们口中称为“本地话”，而我们因为它只为居于围村的本地人所操，故称之为“围头话”。
这些祖辈从宋朝已移居的人，一般都会称呼为“本地人”;而从康熙复界开始来到香港的，我们就习惯称呼他们为“客家人”。客家人较本地人迟来香港，自然失去了挑选土地的机会。而且，他们与世居香港的本地人有着语言上的隔阂，加上他们大多是只身南来，在人数上也不能与这些本地“世家大族”比拟。因此，客家人唯有散居于新界和九龙一带的山区或沿海土地上面。
这些土地，不是因为迁界令而荒废了，变成“无主孤地”;就是因为土壤贫瘠，不宜耕作;所以，统统都给本地人放弃了。本地人据有了香港元朗、上水一带肥沃的土地;客家人则只能在新界较边缘较贫瘠的地区耕种，从西贡、坑口，延伸到九龙、荃湾，十九世纪晚期到达了离岛长洲。 客家人聚居在这些地方，合几个姓氏，建成了数百座村庄。 他们以渔农为业，经历了一个世纪，客家人的人数和经济能力渐渐可以与本地人分庭抗礼。他们不单没有被本地文化同化，更因为弱者“互相依靠取暖”的心态，自身的文化更加巩固，形成了独一无二的“香港客家文化”。（叶德平）
原载香港《文汇报》，原标题为《迁界与复界——香港客家的迁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