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已经热了好多年，这与中国经济实力提高自信心增强大有关系。近来习总书记高密度地参加与儒家文化有关的活动，甚至具体“推荐”了两部书，在官场内外引发不小的震动。归根结底，多民族国家必须依靠文化来凝聚人心。
但儒家思想如果不能与当代社会生活相结合，不能古为今用，再怎么提倡也难以落地生根。好比为什么那么多人不信中医？因为中医工作者没能拿出让人信服的疗效。儒家以仁为本、耻于言利，在个人和企业均以利益最大化为取向的社会，宣扬“不言利”的儒家思想颇有叶公好龙之嫌。向往“儒商境界”的大小老板，要和竞争对手拼个你死我活，“钱紧”时可能还要算计员工，怕是会“人格分裂”。
“仁”就是爱生命
大家知道多数西方国家已废除了死刑，连马上要被屠宰的牲畜也绝不可以被虐待。中世纪的欧洲可不是这样，生命被看作是卑微的、人是生来就有罪的……可见，西方世界对生命的高度尊重只是近几百年的事，是他们步入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
与西方世界相比，中国具有源远流长的以生命为本体的生存论哲学传统。通俗地说对生命的关爱与尊重就是儒家仁家思想的核心。《周易》宣称“天地之大德曰生”。也就是说，生命不仅不是卑微的、它的的意文高于一切，天、地的终极意义就是为兆亿生灵提供生生不息的环境。所有在地球上生存和繁衍的物种，所有被大自然赋予生命者无一例外具有强烈的求生本能。天地生万物之心，映射到每个生灵、表现为生命个体的求生本能，这疑是“仁”的核心。
理学家认为“仁源于天道生生之理而具于心”，他们总能从一草一木的荣枯中体味大自然的无限生机。程颢说“万物之生意最可观，”他觉得鸡雏初生最可爱、程颐则从游鱼欣然自得中体验生意、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张载观驴鸣……桃仁、杏仁等种子之所以被称为仁，盖因其中蕴涵生命洋溢，种之便生、不是死物。 孟子对仁的论述较多:“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 无恻隐之心,非人也”、“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不仅对人如此，对动物也是“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则不忍见其死，闻其声，则不忍食其肉，是故君子远庖厨”。因为人是有生命的，对生命本身的热爱是最根本的本能。正所谓：人之初、性本善。
仁是生存本能而不是教条，如果因为爱动物不肯肉，那植物也有生命，难道五谷、蔬菜、水果也要禁食？儒家思想最大特点就是不过头、不对人性做任何扭曲。在仁这个问题上，热爱生命首先是热爱自己的生命，食肉是千万年进化形成的，为了生存人会杀害别的动物，这完全符合人的本能。但正如朱熹所言“勿贪口腹而恣杀生禽”，意思是要尊重生命、不能以杀生为乐。必要是杀生是人类生存的一种手段而不目的，注重手段而忘记目的是人最常犯的错误之一。
如果说哲学的含意是“爱智慧”，仁的核心就是“爱生命”。对个体而言“仁”是生存本能：是种子都会生根、发芽，桃仁、杏仁字面里的“仁”就是此意。我们无法用物理、化学的手段来观察、计量到“仁”，但它绝对是存在的。一头猪在十分之一秒内被电击而死，在这一瞬间没有物质和能量的散失，但却有一种东西永远地消失了。如果我们用肉市买来的“全套”猪肉“拼装”成一头整猪，这头“猪”能活过来吗？当然不能，因为它没有生命，也就是没有“仁”。人因病对肢体失去感觉和控制能力，则被称之为“麻木不仁”。古人喜欢说“天地有好生之德”、“天地之大德曰生”。大自然在给予我们生命的同时附带着一份求生本能，或者说将其无限博大的“仁”分给亿万众生。如此说来，众生的一呼一吸都是在替天行（仁）道。
“仁”就是远离混沌
在一粒种子生根、发芽、成长的过程中，来自土壤、空气和水的亿万分子成为了植物的组成成分，他们原本是杂乱无章地分布于自然界、而今却按一定之规构成了一颗植株。
我们引入“熵”（entropy）这个表达混乱程度，熵增高表示混乱加剧。一粒种子的生长，使亿万分子从无序到有序排布，局布的混乱程度减小了，也就是熵降低了。由种子发育成的植物终将枯死，它或者腐烂或者被野火烧成灰烬，组成这颗植株的亿万分子重又杂乱无章地分布到大自然之中，也就是熵又重新升高了。熵趋于增大是我们这个宇宙的基本规律，就如时间的单向流逝。热力学第二定律最著名的一种表述是“孤立系统熵趋于增大”。由于宇宙之外一无所有，它显然是孤立的，熵增也就成为宇宙的总趋势。但在无数的局部，我们却可以观察到熵的减少，比如将一大包纸片放在强碱溶液中熬成浆，经过抄纸、烘干可得到一大张纸，这个过程的熵减小了，但却耗费了能量。但仅有能量还不行，没有中国人发明造纸术还是生产不出纸。所以，熵的减小还要有信息（比如造纸的经验和技术）。
造纸是逆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熵减过程，它的实现需要消耗能量及运用信息。
我们可以从熵的角度定义仁：让系统混乱程度降低，既熵减小的行动或动机就是仁。把脏乱的房间打扫整理干净是仁、将各种食材制成菜肴是仁、种养植是仁，救人性命更是仁。因此，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点滴举动都可能使熵减少，都是在行仁义，正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
另一方面，我们的“减熵”努力也以熵增为代价。首先，我们维持生存所需的衣、食、住、行都要消耗物质和能量，制造垃圾；其次，我们做具体的工作时，也要耗费能量，还常常产生废水、废气。物理学里说系统熵的减少依赖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子系统的熵减是以母系统的熵增为代价的。于是，子系统对母系统熵的贡献成为仁与不仁的根本判据。比如，农民种植庄稼制造负熵，同时消耗生活资料产生熵增。结算下来，一个勤劳、节俭的农民使整个社会的熵减少了，他是仁义的。反之，任何好吃懒作、追求奢华的人都使社会的熵增加，是不仁的。
对企业的判断也是这样。如果一个企业耗能高或产生严重的污染或产品差得向垃圾，那么这个企业就是不仁的。 儒家以仁为本，这与常讲的“身修、家齐、治国、平天下”完全吻合。“身修”是让自身有序，“家齐”是让家庭有序，“治国”是让国家有序，“平天下”则是让天下有序。 古人提倡的“兴灭国、继绝世”，是出于有序的意愿而行的有序的举措，故也属于仁。 所以，仁就是远离混沌（用物理学的语言说就是：使熵减小）。
企业与“仁”
前面把“仁”与“有机体”的远离混沌联系了起来。其实，由人群构成的社会组织也是有机体，比如家庭、企业和国家，这些社会组织的存在与发展过程就是熵减小的过程，同样也体现了仁。这种仁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对组织的认同、维护组织生存的愿望、对其它成员的深切关怀。家庭的出现远早于其它社会组织，维系家庭的核心其实不是血缘关系，而是成员对家庭的认同、成员之间的休戚与共及对家庭整体利益的关切，概括起来就是“仁”。
企业的出现比家庭晚了至少数万年，但它是一种与有机生命极为类似的现象：来自五湖四海、操着南腔北调的几百号人，按职位、层级组成公司各司其职，使企业成为有机的整体。可见，企业的组建本身就体现了仁。企业还会为社会提供产品或服务，把砖头、瓦片、钢筋、水泥变成房屋；用钢铁、橡胶、玻璃制造汽车，这都是熵减的过程。企业的组建是对内的仁，为社会大众服务则是对外的仁。
这是要有物质和能量作保障的！写字楼、办公用品、厂房、设备等是物质基础；资金则是“能量”，想象一下几个月不发工资会乱成什么样子。但只有物质和能量的企业不过是个草台班子，是“用猪肉拼凑而成的猪”。信息是不可或缺的。规章制度、劳动合同一个都不能少。工资可以随时、随地、向随便什么人、发随便的数额吗？那样的话甚至比不发工资更乱。除此之外，还要有工与公司相互认同、感情上难舍难分；员工之间充满关爱、部门间配合默契、共同组成有生命的机体，这样的公司才算真正地“活”了。写字楼里租个单位、网上打个招聘广告、面试……这样组建的“公司”实际上还没有真正“成活”。“活公司”与“死公司”之间的差别就在于“仁”还是“不仁”，正如活猪和死猪的差别那样显而易见。
最后，顺带说说公司的行为。比如汽车制造企业把千万种原材料加工成零部件、组装成整车，熵（混乱程度）是减少了，但其对能源、矿物的消耗和三废的排放又对这个世界的熵增有所“贡献”。如果，一个企业为世界减掉的熵大于生产的熵，那么这个企业是“仁”的。一个小造纸工厂生产了点卫生纸，却伐了树、烧了煤、排放了三废，还让工人患上了职业病……这样的公司，连同其老板都是“不仁”的。
正如孟子说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朱熹对爱物的解释是：取之有时，用之有节。按我的说法就是做事情产生的熵减小于因消耗资源而造成的熵增。
想成为儒商的企业家最大的困惑是儒家不言利，而企业需要追逐利润。其实，两者并不矛盾。普通公司的组建及日常经营都是在使熵减少，是在“替天行（仁）道”，正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而企业赚取的利润实际上是资源的支配权，可以让企业（或企业的股东）用更多的物质、能量来行“仁”。 当然，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能耗如果低于社会平均水准，它对社会系统熵减的贡献将缩小甚至适得其反。如果企业生产假冒伪劣产品，比如“三聚奶粉”则危害的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直接增加了社会的混乱程度。这样的企业（比如河北三鹿）不灭亡天理不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