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40岁，前19年，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接受了逐渐普及的义务教育；后21年，站在三尺讲台，从事一线教育工作。
79年出生的我，是村里第一批幼儿园生。那时候，幼儿园不叫幼儿园，叫育红班。育红班不是家长送过去的，他们春播秋收，没空管我们，家里姊妹多的，加上爷爷奶奶都看不过来。大家都是街上跑着长大的，看伙伴上了幼儿园，便也跟着去了。印象里的幼儿园原本是一个废弃的园子，有点儿像鲁迅先生的百草园，不像学堂。不过，没多久，我们的教室就搬到了小学的校区里，从此，村里有了幼儿园。
我上幼儿园那年是5岁，现在3岁甚至2岁的孩子就可以被送进幼儿园了。我儿子这一代，幼儿园都是三年制了。
上小学时，我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家教、兴趣班、特长班，我们所会的一切知识类技能都是从学校里学来的。那时候，全校只有一个脚踏板的风琴，一到三年级的音乐课就是教唱歌； 四到六年级时，老师会一边弹风琴，一边给我们唱歌。别说电子琴或其他什么高级的乐器了，学校连电铃都没有，是由一个村里的老师傅负责敲钟。现在，每到下课都会响起的动听问候，下课了，老师，您辛苦了”，真是天差地别。
如今，学校里流失的学生越来越少，只要愿意，人人都能上到初三毕业。不像那个时代，因各种原因辍学的人多了去了。那时候的学杂费、教育附加费对农村家庭来说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别说成绩差的，就是成绩好的，因为家里供不起辍学的也比比皆是。
初中毕业之后，我上了师范学校，按道理本应教小学，可那时村里乡里处处都是代课老师，就破格教了初中。我的幼儿园老师就是代课老师，小学六年的班主任也都是民办教师。老师们一般一边教课，一边务农。有一阵子，听说教师工资都开不出来，没有人愿意当教师。而我参加工作以来，工资几乎翻了20倍，都由财政保障。老师再不必一边务农一边教书了。教书早就成了专职工作，成了能够养活家人的优良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