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教育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更加复杂，教育决策和改革的难度在加大；与此同时，教育改革的步伐在加快，如就国家层面而言，近年来，“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高考改革政策发布”“民促法修订”等一系列重大教育决策相继出台。这标志着我国教育改革正步入深水区，意味着改革将更加触及教育的根本和关键。
其实，回顾近三十多年的历史，教育改革从未停步，改革一直是教育发展的动力和途径，但与其它领域改革一样，教育改革未必都是成功的。审视改革教训，需要特别警醒的是，改革需要理性来护航。
第一，改革要端正价值取向。这涉及到“为了什么而改革”，是改革的出发点，决定着教育发展方向。比如，过去，为了凸显区域教育发展水平，为了尽快打造品牌学校、培养紧缺人才，我们集中财力和物力大办窗口学校、重点学校，导致学校之间办学水平差距越来越大，教育发展越来越不均衡；又如，为了办好重点高中，我们又推进初高中分设，结果加剧了初中学段的应试教育，削弱了初中校的办学水平。
现在，一谈到教育非均衡问题，我们往往将其归罪于历史和地域原因，而其实，政府部门又何尝不是一个重要推手？一谈到应试教育，往往将其会归责于高考制度，归责于家长、学校太过于重视应试成绩，而实际上，如果没有重点高中和热点初中（尤其是受到政府采用各种方式支持的民办热点初中），升学压力就不会前移，就不会导致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学生学习负担如此过重。
令人担忧的是，这种“重点”“窗口”学校情节和精英主义的办学思想，在大力倡导教育公平的今天似乎并未消失。一些地方以教育集团化、学制改革（如重建九年一贯制）、办学体制改革（如改变学校性质、更名为“外国语学校”）为名掀起了再造热点学校的高潮。这样做的结果，使教育离公平越来越远，而“促进公平”是我们的基本国策，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的基本方针。
因此，任何一项改革，在实施之前都必须进行价值追问：这种改革符合大众的根本利益吗？符合教育规律吗？是真的出于“善”的目的和“真”的追求吗？
第二，改革应该引入代价意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社会找不到没有社会代价的进步”，但如果付出的代价超过改革所实现的创价，或者代价的分配不够公平，那么就要思考这种改革是否应该和必要。经济领域里不顾代价的改革、竭泽而渔式的发展已经一再向我们敲响警钟。教育涉及到人的发展，涉及人生命价值的实现，其改革更要有代价意识。
比如，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招，表面上看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老百姓的入学需求，提高了全民文化水平，拉动了经济发展，但其导致的人才培养质量下降，大量毕业生失业所引起的人力资源极大浪费问题不可低估。伴随着扩招，高等教育建立了收费制度。收费虽然缓解了大学经费紧张的困难，但它也使不少贫困子弟上大学的门坎又高了一层。最近见诸媒体的准大学生因受骗而猝死的案例，从一个侧面反映:对于贫困家庭的孩子，筹集上大学的费用是多么地艰难。
再如，一些地方政府，千方百计引进外地名校资源，引进社会资本进入本地教育，表面上看，是扩大了优质资源，增加了教育投入；但这些名校掐尖招生及高薪选拔教师等对当地教育生态和教育公平的破坏，不可小视。需要提醒的是，教育毕竟不是经济，不能用经济思维来办教育。对于教育来说，效率必须保证，但公平则不容挑战；对教育价值的评判，既要关注“有效”更要关注“正当”。
面对改革，我们应该经常反思：在追求效益的过程中，是否引发了公平问题？在追求数量过程中，是否引发了质量问题？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是否丢去了一些传统的精神？在提高学生学业成绩的同时，是否以牺牲其它方面的发展为代价？我们是否“赢得了战役，却输掉了战争”？
第三，改革必须坚守教育立场。“改革”与“坚守”并不相悖。有时，“坚守”就是为“改革”护航，而“改革”就是为了更好地“坚守。”坚守教育立场，就是要学会用教育的立场和视角去审视和评价教育的政策与现状，坚持按教育规律办事。毋庸置疑，过去的教育改革很大程度上是依照经济发展的路径和逻辑来改革教育，而没有真正树立教育立场。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优质学校的布局很大程度上是为房地产服务，仿佛是房产商在左右着教育的布局；而一些有着厚重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的百年老校却因地里位置稍偏，缺少投入等原因而任其凋零。其实，教育对人的作用是其本体功能，对社会作用则应是衍生功能。换言之，教育是通过培养人来服务社会的。美国著名教育家、前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甚至说：“教育的目标不是发展人力，而是发展人本身。把教育与繁荣国家、促进经济联系在一起，乃是对教育的极大误读与误导。”我们不可否认，教育有着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功能，教育的发展也离不开经济和社会发展，但教育首先应该有自己的立场。
改革需要理性，但不是不要改革，而是让改革改得准，走得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