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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教育创新,哪能不顾教师和教育形象

近日,贵州安顺职业技术学院中药制药专业的数十名毕业生经历了一场特殊的考试。考场上没有试卷,而是数十个一次性纸杯和散装白酒,考试成绩由喝酒多少来决定。如能喝完一杯酒,则可得到100分,如喝半杯,则得90分,如只喝一口,则得60分,不喝则不及格。

在中国近代史上,也出现过教师判定学生考试成绩时特立独行的故事。比如,语言文字学家黄侃在北大任教时,平时只管讲课,从来不给学生布置作业,临到期末考试,也不肯看卷子打分数。被教务处逼急了,他就索性在一张纸条上写下“每人80分”。再如,“五四”文化名人钱玄同也从不判卷,据说北大为此特意刻了一枚木质图章,上书“及格”二字。钱玄同收到考卷后,即直接送到教务处统一盖章。

两相比较,高下立判。民国大师们的“偷懒”,怎比得上“杯酒一百分”如此接地气的“创意”!成绩由喝酒多少来决定,考试具有良好的区分度,高,实在是高!

平心而论,制药专业的毕业生走出校门之后,销售产品之时的确离不开人情往来,难免会碰到喝酒的场合。教师如果不想回避这个话题,大可引导学生正确认识、预做准备,或者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提醒学生练好酒量。可一旦将此作为真刀真枪的考试内容,那就荒诞不经了。

且不说药品销售靠喝酒来完成工作任务是本末倒置,即便真的是酒量决定销售业绩,要不要喝乃至喝多少,纯属个人选择。更何况,教书育人的教师本该是社会正气的培育者,即使不去推动社会积习的改变,总不能反过来“助纣为虐”吧?以分数“绑架”学生喝酒,不仅闹笑话,更有损教师和教育形象。学生在就业之前,接受了这样深刻的职业教育,对他们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此外,前文所述的两位民国大师不判卷不打分,这样的“任性”甚至“胡来”是建立在平日高水平的课堂教学之上。如果在课堂教学中不能独树一帜,无法靠扎实的功底取胜,那么,这些令人脑洞大开的“创意”恐怕只会贻笑大方了。

以喝酒定分数,其中的不妥显而易见。考试本是检验学生学业水平的关键环节,竟出现如此荒唐的一幕,任课教师难辞其咎,学校的管理水平同样可见一斑。

曹孟德煮酒论英雄,李太白斗酒诗百篇,流传下来,都成了佳话。不知该校“杯酒一百分”的举措,是否也会千古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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