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文化是中国传统教育文化的一部分。今天，当人们碰到一些棘手的教育问题时，仍会转向传统的书院文化寻找救赎之道。
与苏格拉底、柏拉图时代的阿卡德米学院不同，我国古代的书院并不仅仅是一个知识授受机构，更不是“技校”的代名词，而是一套完整的“成人教育”系统。当然，在外化的物质方面，书院主要有两大载体：人与书。
人作为一切书院文化的主体，按照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说法，人（不管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本身居于教育的中心位置，这和现代教育理论中人本主义是完全契合的。也就是说，不管是学科教学，还是德育、美育、体育，一切教育行为的根本目的在于健全“人”本身，为“人”本身的发展提供更加丰富的可能性。受书院文化影响的人具有这样的特质——精神是独立的，同时又具有“领袖”气质，能够指引和帮助芸芸众生过上更加美好和幸福的生活。当然，他还必须有一定数量的“拥众”。
书院的另一个载体是书。这里说的书，不是“书中自有黄金屋”的书，因为书院的根本指向不是谋取功名利禄，而是获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智慧。一个有良好传统的书院，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也就是能让人潜沉下来而不被打扰的环境），表现得非常闲适和散漫（唯有如此，人才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做人做事的法门。）当然，这种封闭与散漫的缺陷也是相当明显的。不过，在今天这样一个文山会海的教育生态中，讨论书院的封闭与闲散显然有特殊意义。
书院文化蕴含“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观念，大多具有以人为本，经世致用，自定教材，自由讲学的文化愿景。如何使这种愿景与现代学校教育相契合，关键还在于承认教育有规律，并按照规律行事。
宁波市惠贞书院是一所以“内知中国，外明世界”为宗旨，高扬书院精神的现代学校，它的节奏不会特别快，而是在人文精神的引领下按教育应有的节奏做自己认定的事情。如卢梭所说：“教育就是浪费时间”，它的重要价值在于引领，而不是以“效率”“模式”等市场化的指标为追逐对象。同样，一所传承百年、生命力旺盛的书院，绝不是靠名次和分数坐稳天下，而是在“价值引领”和“自由选择”上做足文章。
在当下这样的教育生态中，书院的存在，其实是一种教育信仰的存在与坚守。但它也和其他学校一样，永远需要处理好人、书、事三者之间的关系，以立人为使命，读书为抓手，在实践中明理，在传承与批判中前行。
在倡导“互联网+教育”的今天，在坚守与传承书院文化的同时，还有一个变革与创新的问题。我们需要坚守现代学校文化的文明与共识，舍弃不合时宜甚至荒谬的东西。
重庆聚奎中学的前生是清光绪六年(1880年)建成的聚奎书院。这所“川东名校”在20世纪初就以办学质量高而闻名巴蜀。民国时期，冯玉祥、陈独秀、梁漱溟、文幼章等曾到那里讲过学，学校为当代中国培养了如周光召、邓若曾、邓焕曾、吴芳吉等一大批社会精英。这些年热火的“翻转课堂”概念和教学变革就是从聚奎中学开始走入中国大陆基础教育的。
还有一个需要思考和探索的问题是，如何将传统的书院文化与现代社会的社区文化衔接。
江苏常熟的石梅小学坐落于虞山东南麓，梁昭明太子读书台旁。其前身是清雍正三年（1725年），粮储道杨本植所建的“游文书院”。两代帝师翁同和曾就读于此。这所小学自2001年开始将地方高校、尚湖风景区、宝岩生态园、交警中队、居委会、军营等单位作为石梅学生社会实践的基地。通过爬山课、“曾赵园里的语文课”、“翁同和彩衣堂里话校友”等活动打破了学习和生活的界限，架起了学校和社会的“桥梁”，密切了师生的交往，为学生自由发展撑起了一片蓝天。
以书院精神办学，不仅要“内知中国，外明世界”，还须明白，与其“坐而论，不如起而行”。唯有如此，“立人”的宗旨才有可能落地生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