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学生永远找不到能与其真正兴趣相关的学科或主题，那就会是一种羞辱。教师和学生应该对这一可能性保持持续的警醒。”读到内尔•诺斯丁这段话，我不禁自问：教了30年书，我感受过这样的“羞辱”吗？保持警醒了吗？很惭愧，好像还没有，至少没有持续的警醒。在我求学时，也没有找到感兴趣的主题。
我是在“文革”末期上的小学，那时喊得最响的口号就是读书是为了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但到底如何去做，我弄不明白。读书与个人、与家庭有何关联，我没搞懂，父亲也把握不准。不过，解放前上过高小的父亲总认为读书有用，要求我努力读，我也莫名其妙地喜欢读那薄薄的语文书和数学书，还读得很好。
上中学的时候，恢复了高考，读书升学与自己的前途命运有了直接的关联。拼命读、拼命练、拼命考成了我的全部工作，死记硬背成了主要的学习方法。虽然在此期间我养成了对政治、对天下大事的浓厚兴趣，但那绝不是课堂上习得的。上大学时是“60分万岁”，不过好在读了一大堆感兴趣的书，思考了许多感兴趣的问题。
后来从教30年，一方面，是在应试的框架下教学，用内尔•诺丁斯的话说，就是教学生“适应权威的要求、获得文凭”；另一方面，我从教学第一天起，就试图学习最新的语文教法，彻底走出应试、走出“适应权威的要求、获得文凭”的老路子。然而，新问题又来了，“普九”以后，初中阶段的学生出现快速分化现象，很多学生不仅不喜欢读书，连起码的任务都不想去完成。就是获得文凭这样很重要的事情，不少人也懒得去管。不管你怎么想办法、怎么鼓动，他们总是无动于衷，甚至冷漠以待。
若多数初中生都不想达到基本的要求了，教师还能做什么呢？教育还能做什么呢？也许，你会说美国教育是偏重个性的、偏重思维训练的的，我们的教育是偏重共性的、偏重知识传授的，别神经过敏，小题大做。
但有一点我们必须明白：学生“厌学”如果成了普遍性的现实，对教育的发展和国家的前途无疑是个重大威胁。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再也不能无视内尔•诺斯丁的告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