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任国家总督学顾问、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陶西平在江苏南通名师培训讲座时说许多教育改革失败的根源在于“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这使得教育改革经常左右摇摆，走了不少弯路。
陶西平举例说，日本20年前宣布教育宽松改革政策，使日本学生在2006年、2009年和2012年连续三届得经合组织（OECD）国际学生评价项目中的成绩日益下降。文部省为应对指责，又开始增加难度，放弃宽松政策。而新西兰一度认为价值观应由学生自己选择，学校不能凌驾学生之上，宜采取中立的态度。但一代人长大之后产生的“破坏性”思维令社会极度不安，于是从2007年开始，新西兰政府重新强调将基础价值观融汇到学科教学中。
其实，我国的教育政策也经历了摇摆。文革期间过度看重学生“学工学农学军”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使学生们的最佳读书时间被大量侵吞。而改革开放以来，又太过看重课本知识的传授，“应试教育”成了阻碍学生创新的一道无形障碍。
因此，究竟应该如何实施教改？虽然“明天的教育”提倡的是“批判地提出问题”，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把“批判”当作对现实的彻底“否定“，用全面“掩盖”的思维取向去应对现有的问题。其实“明天的教育”所提倡的“批判性思维”，是指在事实基础上全面、客观、辩证地看待现实，保持对现实教育的理性评估，力求给出更多解释，而不是“东方”抑或“西方”的非此即彼式。
正如蒲公英评论作者沈章明在《“大地在心”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诉求》一文中所说：要想让“大地在心”，必须放弃身心二元论，在西方以外寻找发展智慧，最好能汲取中国智慧，提倡格物致知，实行“中和位育”。
譬如，八月初掀起的、至今还没有停息的关于“中国式教学”之争。事实表明，不论是“中国式教学”，还是欧美的教育理念，各自拥有其独特的优势。
“中国式教学”讲究的“上课思想集中”、“听老师讲”、“课堂上不要任性而为”等要求对于知识的摄取和概念的建立、遵守纪律的品德的形成、努力勤奋的习惯养成、尊重师长的东方文明意识的培养等“打基础”的教育来说是十分有益的。欧美教育的优势在于充分尊重学生个性，完全信任学生，发掘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但他们“课堂上有人在聊天，有人在吃东西，还有人甚至在化妆”等行为则并不值得称道。
我们在反思进而试求对“中国式教学”推行改革时，完全不该误解“批判性思维”，故而偏激地认为“中国式教学是‘监狱的战争’、‘技术的赶死’、‘精神的绝经’”，应该看到“中国式教学”的闪光之处。在2012年经合组织（OECD）国际学生评价项目中，中国位列第一，而英国没能进入前十。这是不是可以算作对“中国式教学”一个较权威的肯定呢？
也许有朋友会说，关于教育制度的选择，一般总是“肉食者谋之”，不是我等基层草民所能左右的。其实《大地在心》的作者大卫•W.奥尔说“教育不可能独自造成这些危险。正规教育还需要一些帮凶……学校教育只不过是较大层次上文化衰落的帮凶。”换句话说，我们每个教育者都不应该置身事外，我们事实上都是其中的一分子。如果我们每一个教育者都能正确地理解“批判性思维”的真谛，客观准确地评判所面临的各种教育现象，汲取中国智慧，找出更为有效的“符合中国实际”的改革方案，不也能影响到中国整体制度的选择吗？
蒲公英评论作者凌宗伟在文章中说：“在今天的教育生态中，或许我们真的无法绕过某些困境，但这不是埋怨或者放弃的理由，我们更应该做的是用自己的智慧砸碎镣铐，以一己之力寻找改善的可能。参与改善的人多了，也就有希望了。你和我，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力量。”
你，我都是教育的改革者。不过我们在投身于教育改革时，不能有“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思维方式。应该“批判”地拿来，这将有益于局部的小我，也有益于国家的整体，从而为一代代学生谋得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