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青年作家蒋方舟表示，自己当年是不折不扣的“学渣”，偏科特严重，幸亏班主任“不抛弃、不放弃”。虽然她的“学渣”之说有很大的谦虚成分，但现实生活中，的确有一些偏科的“怪才”不受学校和老师“待见”，最终真的沦为“学渣”。
反观蒋方舟的成长经历，既为她没有因偏科沦为“学渣”，最终脱颖而出而庆幸，更钦佩其班主任的独具慧眼。其实，“偏才、怪才”，古今中外历来有之，在合适条件下，他们或许会成为英才，成就一番大业。但更多的“偏才、怪才”，因为中小学教师的歧视、冷遇和大学选拔时的无视与抛弃，最终成了“学渣”从人们视线中永久消失，这让人十分惋惜。
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不乏“偏才、怪才”成为大师的佳话。1917年，罗家伦投考北京大学文科，恰逢胡适判阅其作文，便毫不犹豫地打了满分，可校委们发现他的数学成绩竟是零分。最后蔡元培校长力排众议，破格录取。罗家伦后来成为“五四”风云人物，传诵一时的《五四宣言》，便是他的手笔。碰巧的是，12年后，已是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在招生中也遇到了偏才——钱钟书。钱钟书当时“国文特优、英文满分、数学15分”，但罗家伦在他的名字上大笔一钩，破格录取。国学大师季羡林，从小上学开始，便文理偏科严重，报考清华大学时，百分制的数学考卷，他只考了4分。尽管如此，季羡林还是被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录取。1931年，吴晗报考大学时中英文两科获100分，数学考试是零分，清华大学也破格录取了他。此外，闻一多、臧克家、张允和等名人都是因破格录取才进入了大学。试想，如果这些人当时不上大学，现代中国也许就失去了若干一流的人才。
出现偏才、怪才原因复杂，有的是因为的确缺少某方面的 “天赋”；有的是由于“有舍才有得”，即过于偏爱某科而忽视了其他科；有的是因为某学科学习“开窍”较晚……究竟该如何对待那些“偏才怪才”？我认为，一是中小学教师要“不离不弃”，不冷遇、不打击、不歧视、不抛弃关爱学生，耐心地“静待花开”，继续培养其特长学科，并尽可能地引导学生全面发展。二是大学在自主招生方面应更灵活，对那些某学科特优的学生，不拘泥于各科总分，考虑破格录取。三是为防止招生漏洞和投机，大学可以建立特招委员会对自主招录的学生进行筛选，并及时公示相关信息以便公众监督。这方面可做更多、更细的工作，原则是既避免有人投机又能确保不漏掉人才。四是建立“偏才、怪才”的特殊培养机制。“偏才、怪才”与大师之间或许仅一步之遥，如果学校教育做到“因材施教”，中小学到大学有一套“特别人才”培养制度，肯定是利于“偏才、怪才”的成长和日后成为行业人杰的。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大学自主招生已实施多年，但“全才”、“学霸”是自主招生的主流，大学之门始终没有对“偏才、怪才”彻底敞开。其根本原因是目前的学生培养、录取制度方面存在亟待解决的梗阻问题。“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韩愈的名句，跨越千年，依然闪烁光芒。在新的时代，应学做“伯乐”，不断探索、改进人才培养与选拔机制，逐步实现“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