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贵州省毕节市有关部门获悉，9日23时许，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4名儿童在家中疑似农药中毒，经抢救无效死亡。据记者了解，4名儿童为留守儿童，年龄最小的5岁，最大的13岁，父母均在外打工。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对儿童死亡原因展开调查。（6月11日新京报）
“4名儿童在家中疑似农药中毒，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无尽悲痛，不仅仅属于个体和家庭，甚至不仅仅属于毕节市。只是让留守儿童用生命代价进入公共话语场的悲情，对社会来说，教训都太大了吧？这不是第一起进入公共舆论视野的留守儿童自杀事件，对毕节市来说也不是第一次，而全国范围内则更多。如西安10岁留守儿童喝农药，安徽省望江县9岁留守儿童小龙（化名）上吊自杀等，尽管每次都能激发舆论的关注，但总也无法阻挡悲剧的再次发生。悲痛之余，难道我们只能等待下一次悲剧的到来吗？
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6100余万。调查显示，留守儿童由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抚养的占到80%，留守儿童被托付给亲戚或者朋友的占到13%，留守儿童监护人不确定的尴尬早就给孩子的安全埋下了隐患。应明确的是，让留守儿童健康成长，这不仅仅是父母的责任，更是整个社会和政府的共同责任。
有关报道显示，毕节市曾宣布对全市范围内留守儿童进行逐一排查，设立留守儿童专项救助基金，采取一对一帮扶措施。市、县（区）财政每年拿出经费约6000万元用于保障留守儿童的学习和生活。看上去带来希望的措施，最终却仍有悲剧出现，怪罪政府措施落实不到位，或许是容易的，但这样能找到杜绝类似问题再现的根本之策吗？一时的舆论热潮能给留守儿童带来长久的生存和发展希望吗？在一定意义上，制度化、机制化的配套体系和措施才是更为重要和根本的手段。
保护孩子是政府和社会、家庭义不容辞的底线责任。但总让孩子们用生命的代价进入公共话语场，在笔者看来，充满了嘲弄的味道，反映了时代的尴尬和困境。目前，不少地方在对待留守儿童问题上，习惯釆用临时应急措施，存在变动性大、持续性差等问题，表面喊的多，落地的少。要指出的是，单一的强调人文关怀和爱心支持都是权宜之计，离开了政府的政策支持，一切都是空谈。更何况，不少地方政府由于缺少明确的问责机制，出现没人抓、没人办、推卸责任的现象。没有有效的、可持续的机制，自然无法有效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也就造成了留守儿童用生命代价进入公共舆论场的悲情。
流行病学研究显示，自杀意念是自杀死亡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2013年针对贵州省留守儿童的一项调查表明，该省留守儿童自杀意念发生率为12.88%，非留守儿童的自杀意念发生率为9.40%。儿童的安全感首先来自于生存，但留守儿童缺乏父母的照顾和保护，本身的生存安全感就相当缺乏，如果社会和政府缺位，在不安全的环境中，悲剧就可能随时出现。“毕节四兄妹”事件告诉我们，当地政府并没有从社会发展和生命的高度来认识留守儿童问题的迫切性，没有形成社会化的留守儿童教育、监护体系。正是留守儿童保障机制不健全、监护责任落实不到位，才导致了“毕节四兄妹”事件。
理论上讲，政府、社会、亲戚和父母，那一个环节的责任履行到位，都可能避免悲剧，但吊诡的现实教训了社会。为此，要认识到，留守儿童的监护与教育问题不能只停留在个别家庭、学校教育层面，留守儿童问题也不单单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也不只是学校教育的问题，它涉及到家庭、学校、政府、社会等各个方面。唯有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共同关注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才能避免时代之痛。
留守儿童用生命的代价进入公共话语场的悲情是时代之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