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山西省委专项巡视八组指出：长治医学院在选人用人方面，存在违反规定提拔使用干部的问题；机构多，职数设置混乱，超职数配备干部；个别领导名为学者，实为“学匪”。（4月28日山西晚报）
“个别领导名为学者，实为‘学匪’”，12个字，牵涉到三重身份，领导、学者、“学匪”，当个体拥有如此混乱的三重身份时，是怎样的一幅图象呢？又是什么样的力量和制度造就了如此的奇观？又折射着大学和学者怎样的生存场景呢？
当舆论急匆匆地喊出“谁是‘学匪’”的时候，其实，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学匪”生发于“学者”，演化于“领导”，异化于“学匪”。“学匪”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而是学者和领导媾和到混乱程度的产物。
“学匪”的称呼，似乎表明学者已经无可救药，表征领导堕落到了极限。而结合现实，在一定意义上，这里的学者早已不是学者，而是横行于大学校园内的“霸主”，甚至是无视师生的“异类”，或者说是欺负师生的“无良之徒”。从本质上说，“学匪”既意味着学者丧失了自己的边界和起码的原则，也折射出学者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消失殆尽。这恐怕比学者抄袭丑闻更让公众轻视学者的身份。
想知道谁是“学匪”，对充满好奇心的个体和舆论来说，并不难理解。但对大学和学者来说，充满了贬斥性含义的“学匪”更值得反思，更需要超出个体层面的追问。因为“学匪”的出现既与个体的堕落有关，恐怕也离不开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从“学匪”反思学者自我，追问大学精神生态，烛照未来的发展路径，从而避免下一个“学匪”的出现，这是个更为重要、超出教育界的重大命题。
“学匪”是大学生态恶化的显现，一个“学匪”足以让一所大学蒙羞，也让学者群体为之斯文扫地。大学是知识分子的集结地，知识分子是自觉地担当人类道义和责任的人，但是，“学匪”能做什么呢？“学匪”是一种病态现象，既是大学的失范，也是学者的失范。通过审视，可以发现，“个别领导名为学者，实为‘学匪’”的畸形病态，显现着领导是怎样地嚣张跋扈，学者又是怎样地堕落，“学匪”又是怎样地让人们厌恶。
学者以学术、思想独立于世，以学术钻研为第一要义，不问功用，不求名绩。但是，在“学匪”沉沦的逻辑面前，我们不但见证了学术的式微，更看到了学者的堕落。对社会和大学来说，在追问“学匪”丑陋的同时，也要认真仔细考量“学匪”是怎样出现的？“学匪”之下，离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又有多远的距离？
当前我国高校管理制度脱胎于传统体制，从某些方面来说，大学是政府的附属品和政策的延伸物，实行的是以行政权力为主导的管理模式。更直接地说，大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受阻，形成了一些有悖于学术性组织本质的行政化官僚霸权，从而抑制了大学的学术创造活力，这无形中给“学匪”的产生制造了空隙。一方面，缺少以法律为依据以大学法人化为标志的外在制度，另一方面，匮乏于以学术自由精神为核心的内在制度。如果不正视这点，只是以热闹心态看待“学匪”，恐怕只能是个悲剧，无论对学者还是对大学、社会来说，都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