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连日来，海内外14名高校管理界的精英依次走上西安外事学院的面试台，接受来自校方的提问和全方位综合考评。经过公开的全球招聘，西安外事学院将最终遴选出一名校长、数名高管在该校任职，这是国内民办高校首次全球招聘校长。
首先，这则报道本身传递了五味杂陈的复杂信息。大学发展的历史上，无论是中国古代的稷下学宫，还是欧美的大学，都没有国界的分别，这才是大学的常态。把大学的国界和其职员的国籍做极为严格的划分，恰恰是闭关锁国背景下的大学非常态。
这则报道传递的另一重信息需要对当下民办高校发展的现状了解才能领悟到，那就是当下民办高校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需要自身的涅槃才能生存下去。西安外事学院选择向海内外“公开选聘，作为学院突破家族式管理的又一次尝试”，既是先走出自我突破的第一步，又是迫不得已，真诚希望该校这一步走踏实。
中国实行开放政策已经30多年了，中国的大学还不够开放，从国际上招聘一位职员还成为新闻，也说明中国大学管理体制改革依然步履维艰。从2010年《规划纲要》颁布至今已过去五年，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呼声已经喊了多次，至今才有一个西安外事学院按照大学的常理提出全球招校长，对具体的这件事抑或可嘉可贺，但我国大学整体的改革步子则仍需加速。
而在实施中能否招到一位胜任的校长，则是一个多方认同的结果。如果海内外14名高校管理界的面试者仅是中国出国留学的“海归”，这则新闻本身就无新闻价值，有的只是它的边际效应，甚至与公众期望的高校改革没有多大相关性，即便接受来自校方的提问和全方位综合考评后，最终遴选出一名校长、数名高管在该校任职，还是显露出被掩盖的功利动机。
西安外事学院董事长黄藤，让自己的所有直系亲属均离开了学校的行政管理岗位，试图以此切实落实“非营利”公益办学方向，这种姿态当然是高的，而这仅是构建学校卓越发展机制的一个必要条件，还不是充分条件，如果没有政府管理部门的相应配合，也很难从根本上破解诸多发展瓶颈，把学校办得更好。
现实的状况是，中国内地尚无一所大学有外籍校长，如果应聘者熟知中国高校的管理环境而对这个岗位却步，或感到这个岗位任职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则报名者不会太多甚至无人问津，这仅靠西安外事学院的招聘和董事长黄藤的变革心难以解决问题，它所传递的是中国高校的整个管理体制需要改革，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厘清，这一个案中涉及到的是政府与民办高校的关系，实质上公立高校与政府的关系更需要厘清。
黄藤先生当下面临两难，若放手就难以对学校的未来发展发挥作用，也很难保证学校照自己设想的方式进行“法人治理结构调整”，进行“行政管理机制改革”；若不放手则还是转换了一个方式，只不过是距离稍远一点的家族管理，也很难到达他所希望的改革境地。如果招聘到一位对此不明了的人肯定不能把改革引向深入，而一位对此明了的人就可能选择不会来应聘。
这不只是哪一所内地学校全球招聘校长所面临的困境，而且是所有内地高校招聘国际化人才遇到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