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格力副总裁陈伟才说，重点大学学生应是中国最优秀的学子，国家要成为制造强国，最需要这些人才，但他们并不是流向中国企业，这是很可悲、很可怕的事。他建议重点大学的一些主要学科，在学生毕业去向上应有一定限制，不能占用最优秀的教育资源，又离开了培养你的国家。（新京报3月10日）
这种观点有一个误区，就是忽略了如何从自身企业做起提高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反而要求限制重点大学毕业生的去向，来解决所谓的“人才流失”问题，是在推卸自身的责任，站在道德制高点来找学生的“茬”，乱开药方。而且，这也折射出我国一些传统企业对人才权利的漠视问题——毕业生选择去哪个用人单位是学生的权利，政府、学校、用人单位必须尊重这项权利。正是这种尊重的缺乏，才导致很多企业吸引不了优秀人才。
我国早从1993年就开始推行大学生毕业就业市场化，鼓励用人单位和学生“双向选择、择优录用”，政府在大学生就业中可以起宏观调控作用，但主要是以市场化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为推进招生公平和就业公平，委培招生、定向招生也进一步压缩，就算实行国家扶贫定向招生计划，也没有强制要求毕业学生必须回原籍所在地就业，而给学生自主选择的权利。
优秀学生不愿意到传统制造业，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这不能靠限制学生的选择，规定某些学生必须到某个行业就业来解决，而必须提高传统行业自身的吸引力。陈代表说，“我国现在的制造业跟制造强国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我相信这里绝对不是技术问题。你老考虑到眼前，这个待遇高、那个待遇高一点，优秀人才大多都跑到国外和外企去了，这样循环下去，中国跟外国制造强国的距离会越来越大。还是大家太浮躁，目光短浅，都希望赚快钱。”这种观点很清楚，就是目前传统制造业给学生的工资待遇低，学生不愿意去。因此希望学生发扬奉献精神，并要求政府出台限制措施。这很不现实。
并不否认，我国大学毕业生的择业观，有的过于功利，有的学生就在乎薪资待遇，只要另外一个企业、岗位，给出更高的工资，就跳槽，缺乏长远的职业发展规划，这需要加强对学生的职业规划教育、引导，让学生有职业的理想、抱负，不要仅仅追求金钱，而要追求自我价值实现。
而与之对应，每个行业，都必须从职业角度，思考给人才实现理想、施展抱负、实现自我的空间。在指责大学生目光短浅、浮躁之前，要问这个职业，究竟对人才有哪些吸引力，假如这个职业给学生的薪酬低，但对每个员工提供可以预见的职业发展空间，能够在企业中实现自我成长，那么，这也会打动人才；而如果薪酬很低，企业文化死气沉沉，对人才论资排辈，谁会放弃其他薪酬更高的工作到这里来？即便来了，企业用什么方法将其留住？另外，如果企业确实急需大学生人才，为何不和大学合作，在大学里设立奖学金，去为学生做职业规划教育，把企业建为大学生的实习基地？平时不到大学里去，直到招聘时才行动，这是我国不少企业的做法，而有些外企，则很早就到大学里去做宣讲，招募实习生，与大学合作办学等等。这才是吸引人才更靠谱的方式。
当然，如果是国家重点支持的行业，而且靠行业自身的能力，很难招聘到优秀人才，那么，国家可以采取扶持政策。而扶持的方式，也不是规定某些学科的学生必须到某单位，而是提高相关岗位的待遇、补贴，比如代偿学费、特别奖励，至于学生愿不愿意选择，这还是学生的权利。对于少数特别急需人才的特殊行业，政府还可以有专门的人才培养计划，给学生求学上的资助，并对其提出到相关行业就业的要求。但即便如此，也要给这些学生选择退出的权利。
对人才的职业选择，现在已经在去道德化，不再把就业去向，选择某一行业、职业和道德联系起来。诸如，多年前，很多人把留学人才回不回国与爱不爱国联系起来，认为回国就爱国，不回国就不爱国，后来，大家意识到，这不是爱不爱国的问题，而是人才个体的选择问题。还有人把选择到基层、农村工作，视为道德高尚，这无疑在变相指责选择在大城市工作者有道德问题。更令人尴尬的是，那些到基层工作的学生，几年后准备离开基层到城市，他们也遭遇道德困境。还有教师职业也一样，以前不少地方、学校以教师是最崇高的职业来给教师戴高帽。后来发现这顶帽子没多少人愿意带，由于待遇低、非教学任务压力大、教师职业倦怠感严重。
每个个体会有自己的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需要职业给从业者创造实现职业理想的环境，而不是用道德去绑架。所以，用人单位 应该摒弃“去中国企业，就为国家做贡献；留在国内，就是爱国；到外企就为外国人打工”这样过时、陈旧的观念，而应该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去改变人才成长的环境，去关注大学生的培养。同时，需要用市场观念去解决企业经营、人力资源的问题，而不能采用计划思维、行政手段提高市场竞争力。这也是我国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