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马敏当了6年的华中师大校长和3年的党委书记。当校长那几年，作为法人代表，他时常接到出庭通知，而且官司“每打必输”。他说，现在以法律手段解决学校面临的纠纷成为一种常态，校长打官司也成了常态。但是，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无法可依，因此屡屡败诉。“凡是当过校长，就明白这个道理。”马敏说。他建议加快制定《学校法》，在遇到纠纷的时候，让学校能够依法维护权利，而各校自己制定的大学章程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效力。(中国青年报3月4日)
不少学校办学者，希望《学校法》能保护学校的权利，这给人的感觉，似乎学校面对教师、学生（家长）是弱势群体一样，而现实的情况是，学校相对于行政部门，由于缺乏自主权而处于弱势；学校内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由于缺乏参与办学管理、监管的权利，而处于弱势。因此，制订《学校法》不是单纯保护学校的权利，而是明确与学校办学相关所有环节，不同利益方包括政府部门、学校举办者、学校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学校合作机构的权责。
推进依法治校，《学校法》不可缺少。在笔者看来，《学校法》最重要的价值，是确立学校的办学主体地位（防止行政部门以及其他力量侵犯学校办学自主权），明晰学校在办学中的权利和责任（防止学校校方侵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利），现在我国学校之所以经常陷入家校冲突、学生赔偿纠纷，就因为学校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权责边界模糊。
我国大中学校，在国家教育部的统一部署之下，现在都在制订学校章程。笔者一直认为，由学校起草制订、提交上级主管部门审批、发布的学校章程，并不具有法律意义。如果行政部门侵犯学校办学自主权，学校难以用此章程救济办学自主权；如果学校遇到纠纷，家长或学生把学生告上法庭，法院在审理时，根本不会依据学校章程。马敏等代表委员的遭遇，就充分说明这一点，纵然学校有规定，可是，法院在审理时，根本就不会用以作为审判的依据。如果教育部门不意识到这一问题，还继续采用行政程序制订学校章程，即便每所学校都有章程，还是无法依章程办学。
要让学校章程成为学校依法办学的宪章。有两种现实的选择，一是先制订《学校法》，明晰政府和学校的关系、权责，以及学校内部的治理结构，再依据《学校法》制订学校章程；二是在没有《学校法》的情况下，将学校章程的制定纳入立法程序，每所学校的章程，在政府部门审批通过后，再提交人大讨论、审议、发布，这样颁布的学校章程，就成为所有社会机构都必须遵守的法律，从而解决其法律效力问题。
我国学校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和学校的关系不清晰——学校是办学主体，可是却缺乏办学自主权，包括最重要的人事权和财权；学校内部的治理结构不符合学校办学的要求——学校是教育、学术机构，可行政主导教育和学术资源配置，没有实行教育和学术管理；教师和学生是学校的主体，但教师和学生却缺乏参与学校管理、监督、评价的权利，教师和学生的权益受到损害，在校内没有教师委员会、学生委员会这样的健全渠道来维护权利。
我国在制订《学校法》时，必须直面这些问题，如果不能明确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不推动在学校内部实行现代治理，建立教师委员会和家长委员会、学生自治委员会，处理有关教师、学生事务，那么，即便法律制订、颁布，学校老师、家长还是会不买账——遇到纠纷时，他们就可能不走法律程序，而是采取“闹”的办法，而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又怕闹，最终演变为有法不依。以学生春游为例，现在我国教育部门、学校担心出事，有不少已经取消春游。而如果有家长委员会参与学校管理、决策，事先讨论、明确责任，签订协议，那么，万一发生事故，可依据家长委员会参与做出的决定，进行责任界定，而不像现在一出事故，家长就找学校兴师问罪，而教育部门为息事宁人，也不依据责任胡乱问责。说到底，制订《学校法》，主要是为学校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提供法律保障，只有学校真正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实行民主管理，“校闹”问题，才可能消除。
(作者系中国教育报刊社签约评论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