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胡卫在关于“教育决策需建立在事实证据基础上”的提案中指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无视现实情况而只是由拥有决策权的人凭藉自己有限的理解、假想、预测取代全面的调查、论证和科学的判断的现象司空见惯，导致有些教育政策出台呈现短视性、随意性。譬如，一会儿让职业学校从行业企业剥离，一会儿让职业院校回归行业企业；一会儿民办高职升本成风，一会儿又让升本的600多所本科院校转为职业学校；先鼓励公办学校“转制”试点，后来又要“转制”学校“不进则退”等等，这种“翻烧饼”现象让学校办学者无所适从。
在笔者看来，这种“翻烧饼”教改，可谓“任性教改”，而“任性教改”的背后，是任性的权力，由于主导决策者的决策权不受制约，因此，就可凭个人的意见做出决策，即便有科学调查依据放在眼前，也可能不被采纳。不建立教育民主决策机制，教育决策就会建立在权力之上，而非事实证据之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道， “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这同样适合教育管理、决策。
以乡村学校的撤点并校为例，我国不少乡村地区事后出现大量后遗症。在撤并时，就遭到村民的强烈反对，有的村民甚至给当地官员跪下，声泪俱下说出撤掉学校后，孩子上学路太远，安全问题严重，孩子太小，不适合寄宿等等，恳求不要撤点并校，可还是被地方政府部门强拆，说是为了加强统一管理，提高乡村教育质量，给孩子更好的学习环境。对于撤点并校可能出现的问题，包括孩子怎么上学，并入之后，学校的班额如何，没有调查数据吗？都有，可是官员们根本不看，他们出于长官意志一心想拆，老百姓不同意，就强拆——各地推行强制并校有好几年时间，而且还把强制拆并，作为地方政府“有魄力”的表现。
还有，我国一些城市，规划随新领导上任而调整。有的学校的老校园被纳入城市发展新规划，要求搬迁，可是，对于搬迁校园，没有任何听取学校、老师、学生、家长、校友意见的过程，就要求学校无条件执行。近年来，这类校园搬迁，已经闹出多起群体性事件，老校友控诉毁掉学校历史，教师抱怨搬迁给工作、生活带来不便，学生和家长也不同意。那么，领导凭什么就做出决策呢？大多出于政绩、形象工程，和某些利益交易。甚至，有的城市规划三年一变，学校建好之后，原来的规划被推翻，校舍还没使用，又要被推平，另作他用。拿科学依据给这些决策说事，是以“天真”对“任性”。应该做的是追究滥用权力、决策失误之责。可这样的问责少之又少。
只有切实建立教育的民主决策机制，要求任何教育重大决策，都必须纳入立法程序，不是由行政部门拍板、决策，才能有效约束权力。在决策过程中，广泛听取意见，用科学的调查、客观的数据作依据。比如高考改革，有省市前一年要求取消英语听力，依据是对农村学生不公平；可一年之后，又恢复听力，依据是英语教学要重视听说读写，似乎都有道理。可这种一年一变的改革，太随意，考英语听力究竟对乡村学校有何影响，这需要详实的数据作决策依据，不能就拍脑袋；如果有民主决策程序，举行公开的听证会，那么，既要英语教学重视听说能力，又不影响乡村学生的决策，就不是简单取消听力考试，而应该是对乡村学生进行补偿，或者改善乡村学校师资，提高英语教学质量。
我国推进教育改革，要求政府放权给学校，学校实行现代治理，核心都在于有限约束行政权，不能由行政说了算。在国家、政府层面的重大教育改革，需纳入立法程序，做到于法有据；在学校层面的办学战略，需由代表广泛的学校理事会讨论、决策，而不是一把手拍板；在学校内部的教育和学术管理，应行政权、学术权、教育权分离，教育事务交给教授（教师）委员会，学术事务交给学术委员会。只有实行教育的现代治理，才能让权力不再任性，让教育发展遵循教育规律，防止教育被任性的权力反复折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