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市教委下发了关于贯彻落实教育部《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试行）》的意见，要求“坚持免试就近入学原则，不举办任何形式的入学或升学考试，不以各类竞赛、考级、奖励证书作为学生入学或升学的依据” 。
“免试就近入学”的要求并非始自今日。1986年实施的《义务教育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适当设置小学、初级中等学校，使儿童、少年就近入学。”2006年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规定：“适龄儿童、少年免试入学。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今年年初，教育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指出，由于大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分布尚不均衡，调整需要时间，利益需求多元，仍不同程度地存在义务教育择校问题。免试就近入学是要“破解择校难题”。
义务教育学校为什么要“免试就近入学”？为什么要规定“不以各类竞赛、考级、奖励证书作为学生入学或升学的依据”？免试就近入学能够破解所谓的“择校难题”吗？很少有人追问这些问题。笔者以为，“免试就近入学”包含两个相关的要点：一是免试入学，二是就近入学。从《义务教育法》的规定来看，就近入学首先是对地方各级政府的要求，政府必须承担义务教育的责任和义务。如今，就近入学成了对适龄儿童、少年及其父母的强制性要求。不可否认，就近入学是有利于孩子成长的，因为方便家校联系与合作，给孩子提供一个和谐稳定的生活环境。当然，还有利于减少孩子上学及放学途中时间、精力的浪费以及安全隐患，可以节省交通费等家庭开支。
“免试入学”的提出比“就近入学”晚得多。从1986年《义务教育法》规定“就近入学”，到2006年《义务教育法》修订加入“免试入学”，整整“迟到”了20年。从逻辑上说，如果不“免试”，而是允许通过考试进行筛选（包括选拔与舍弃），就近入学就无法落实，因为一些孩子即便属于“就近”的范围，却可能因为成绩不够而落选。只有“免试”和“来者不拒”，才可能全面落实就近入学。
《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试行）》规定“不以各类竞赛、考级、奖励证书作为学生入学或升学的依据”，与坚持“免试”原则的道理是一样的，因为以竞赛、考级和奖励证书作为入学或升学的依据，其意图和效果是筛选学生。假如不实行“免试就近入学”，并且允许以竞赛、考级和奖励证书作为入学或升学的依据，学校作为利益主体，为了保存或提升自己的实力和竞争力，会竞相争抢所谓的“优质生源”；家长为了让孩子获得所谓的“优质教育”和“地位优势”，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会争先恐后地强化各种培训、竞赛或校外辅导等，把孩子捆绑在入学和升学竞争的战车上。
从这点来说，坚持“免试就近入学”有利于给“择校热”降温。然而，只要“择校”的根源还在，“择校”行为就不可能杜绝。若是严格执行“免试就近入学”和“学区制”，“择校”就会演变成“择学区”，因为学区之间教育资源的丰富程度和教育发展的水平有差距，甚至差距不小。表面看，“免试就近入学”能够消除“择校热”，但“择校”的实质即“择教”不会变。甚至可以说，“择学区”是“择校”的升级版，因为虽然“免试就近入学”是要杜绝“分数择校”和“权力择校”，但它不排斥“金钱择校”，即通过购买“学位房”和“学区房”来达到“择教”的目的。
从教育系统内部来看，坚持“免试就近入学”是合理的、正当的，假如“教育均衡发展”的政策及目标得到实现，其效果也是值得乐观期待的。然而，在现有的财政体制之下，加之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实力不均衡，虽然区域内部的教育均衡相对容易实现，但区域之间的教育均衡并非易事。在“分数择校”和“权力择校”被堵死的情况下，“金钱择校”成为唯一的“择教”通道。其结果很可能是有的学区成为“富人区”，有些学区成为“穷人区”，社会阶层与受教育水平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
可见，“免试就近入学”困境更多折射的是社会问题，如果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得不到缓解，必然会反过来加剧这种困境。从根本上说，要实现“免试就近入学”的良好效果，必须充分利用包括经济制度和政治文明在内的一些手段，扩宽社会向上流通渠道，缩小区域教育资源落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