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在公司里混，混得好的人必须有以下条件：一是脸皮厚，二是心黑。
周末和几个前下属吃饭，其中一个说起在现在的职位虽然工资高，但不得CEO的重用，工作颇不开心，另一个马上劝他“看钱的份上混下去”，更令我瞠目结舌的是，这个在我印象里一直努力工作的好员工继而用一系列的例子来说明什么样的情况下好混：比如在不那么注重业绩的公司，销量不好的理由容易找的行业，或者是遇到不了解中国的外国CEO，要么就是是场太好，随便干干也可以年年增量的公司等等，说起来头头是道，实在是让我这个从来把“混”当做一个绝对贬义词的人大开了一把眼界。
混吃混喝的人自古就有，中学时候，就对“滥竽充数”的成语故事耳熟能详，自小的价值观教育和后来的经历，“混”字一向不在我的字典里，一路走来，周围更多的是努力工作的第一代职业经理人，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和影响。但中国市场几十年来的快速增长，白领的团队越来越大，出来混的人也越来越多，混得好的也不乏其人，快速扩大的市场和相对好的经济环境，为混的人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足够大的可以滥竽充数的乐队。
“混”分两种，除了骑牛找马，权宜之计不得已，短期地混以外，职场上也不乏长期“以混为生”的人。我曾经有一个球友，在某知名日本公司负责售后服务，总是在上班时间约打网球，大家都没空，以至于他只能和教练打，花钱之余倒是进步神速。有一天一起喝咖啡，问他为何能在管理出名严格的日本公司里溜出来打球，他说他们公司有几个大客户在外地，公司时常派他去检查已经卖过去的设备，但设备质量不错，很少出问题，于是他就“顺水推舟”地谎称去外地出差，实则猫在家里休息，这样一两年来已经虚拟“出差”了十多次了。
我们惊讶于如何能撒这样的弥天大谎，球友同志便毫无歉意地解释，他自有办法开到旅行社的机票发票和出差地的一应吃住行的发票，还乐呵呵地说这些报销的收入几乎跟他的工资一样高了，听得我咋舌不已，只觉得话不投机，无言以对。几周后的一个周日下午，大家一起打球，大家打趣地问球友现在“出差”在哪儿？他说“应该”在厦门，周一才回公司。未几，他突然接了一个电话，继而声色紧张地走开，一会儿回来，面如土色，我们问他原委，他说是CEO来的电话，问他在哪儿，他轻车路熟地回答说在厦门，CEO说他也在厦门，正好可以和他开个会，球友脑筋急转弯一般地迅速说，我在机场，已打算回去，谁知CEO说他也在机场，可以在机场开个短会。走投无路的球友只好说出真相是他并没有去厦门出差，但又撒了一个新谎说是因为家里有事。两周后看到他，不意外地，已被炒了鱿鱼，说起之前的“机场巧合”，原来并不是真的，是CEO察觉到了他的“出差骗局”而将计就计设的局，这下他可以天天名正言顺地在家打球了！
所以，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在公司里混的，混得好的人，必须有以下条件：
一是脸皮厚，俗话说：人不要脸，鬼都害怕，连鬼都害怕的话，公司就更不用说了。我的一个前同事，做大区销售经理，每每拿着公司给的销售费用大吃大喝还没业绩，每次总结会被CEO骂得狗血淋头，会议开完，华灯初上，这位老兄又像个没事人一样邀约一帮同事去吃饭，卡拉OK直落，不醉无归。业绩时好时坏，他该干嘛干嘛，情绪从未因此而波动，还美其名曰“心理素质好”。混了一年后公司派了一个人去监督他，每周开例会时派去的钦差完全无视他的存在，自己吆五喝六，事无巨细地和他的下属开会，他也无所谓地在会上用MSN聊他的天，还在纸上画漫画，这种良好的心理素质一直维持到他被公司炒掉。就像涉及赌球的那些中国的足球官员和队员一样，人一旦没有了荣誉感，觉得输赢都无所谓，那就完全没有了底线。“无耻的人会做很多无耻的事，因为他并不觉得无耻。”
二是心黑，本来职业经理人食人之禄，为公司做贡献是应该的，但偏偏有很多人觉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总是想占公司的便宜，想赚得多，做得少，而且自知无能，所以需要万分警惕周围任何威胁自己利益和位置的事或者人，往往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而欺上瞒下，两面三刀。我周围就不乏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空降职业混混”们，到了一间公司，第一件事就是不管是下属，还是下家，都要换成自己人，对不是自己人的人就是心狠手辣，快速地排除异己。
而实际上，混混的存在，并不完全是混混们的错，他们无非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在职场求生存，错的，是糊涂的CEO，容忍他们的公司和助长这种风气的环境，反过来，最后为其所害的，也会是这些CEO、公司，还有日益险恶的工作环境……
30岁，这是许多人职业生涯的一个门槛。他们已经没有了工作初期的新鲜感，对职场充满了焦虑与倦怠，却不得不面对另一个问题：未来如何保障？
30岁，对“企业文化”或是“企业愿景”之类的华美说辞早已麻木。在他们看来，企业并不是员工的家，企业和员工说到底是一种交易的关系——企业支付薪水，员工提供劳动力或是智力。
他们的倦怠和迷惘，不仅因为他们是企业人，更因为他们还是社会人。作为企业人，他们按照职位的标准来做事，从而得到相应的报酬。但作为社会人，这些报酬并不能保障他们的未来，员工在企业的任职结束，也意味着交易的结束，企业就不再对这个员工的未来负责了。但员工却需要为自己的未来负责，寻找新的工作机会或者创业机会。
在保障制度缺失的社会里，一个职业经理人是不可能不产生焦虑与倦怠的情绪的。在市场经济初期的很多企业中，甚至连为员工买个保险都舍不得，如何谈得上为员工进行职业规划？
职场的倦怠，是因为这些人实在看不清楚职业的未来。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今日的努力只是在为公司付出，充其量是“锻炼了自己”，但这种锻炼如果不能成为行业顶尖，事实上对未来的益处也是有限的。
选择创业，在很多职业人看来，也是为了摆脱这种焦虑和彷徨的一种途径。
他们选择创业，就是为了掌握自己的命运，也是为了获得保障。中国东部发达地区是创业人数很高的一个地区，这固然和机会多有关系，但深层次上，恐怕他们更需要的是要通过创业来为自己的未来做出主张。
大多数人的人生目标是为了生活得更好——包括对财富、社会地位的渴求和“实现自我”。很可惜，大多数工作是很难满足这些人生目标的，工作至多能获得小康或者“中产”，“实现自我”的就更少了。大多数职业人过了40多岁就会走下坡路，能在职业上持续上升的只是少数。
广义上来说，无论是创业还是做职业经理人，都是一个“生意”。因此很多人会按照“生意”的成本、风险和收益来综合考量。
职业经理人选择创业，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在现阶段的中国，创业的机会很多，而且创业的风险未必比打工的风险高多少，而其收益却要高很多。
在中国，外企的职业经理人平均2到3年跳一次槽，中国民企的平均寿命为3.5年，企业并不能对你的职业前途做出什么保障，在中国做职业经理人，风险其实是很高的。很少有职业经理人能把握自己的职业命运，他们的命运总是被别人掌握或者左右。这是一种令人感到悲哀的现实。
在西方，由于市场经济长期的发展，市场比较规范，雇主和雇员之间也有一种长期的心理契约，因此大家都会选择“长期博弈”。但在现阶段的中国，企业和雇员之间的关系往往是“短期博弈”，当企业对员工没有什么承诺时，就不要指望员工对企业有什么忠诚。
在欧洲国家，从社会地位和收入上来讲，普通白领甚至也要好过小CEO。但在中国却不是这样的状况，中国的普通白领收入远不及一个小CEO。
在中国这个社会福利保障有待完备的社会，你的人生要过得好，就需要你今日所做的投资是能为你的人生带来长久收益的。可惜的是，在现阶段的中国职场中，职业规划通常是高度不确定的。
因此，如果当创业的收益远大于打工，但风险却不见得就比打工大很多时，付出也未必比打工多很多时，一个理性的选择似乎就是“创业”，“三十而立”的古训更推动了这种焦虑的现实转化。
这个出路不是职业的出路，而是人生的出路。大多数有能力和胆识的人做出的投资选择便是创业。
然而，一个纯粹职业人真的是不值得肯定的吗？这也未必。职业人生的肯定来自于对未来的保障，它需要社会福利保障的完善，也需要企业的成熟和长期稳健经营，当然也需要我们的市场经济越来越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