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切法理都是建立在人情基础之上的。红军的CI妙在何处？CI是企业文化的外化部分，我们最后透过下面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例子对比，来说明构建企业组织识别系统的重要性。尽管企业识别理论体系产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美国，但是实践中应用最好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而这要早于其理论体系建立的年代。红军的视觉识别是“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红五星和红领章颜色为红色，象征着革命，红色的视觉冲击力非常强，而且戴在人们视觉最容易看到的地方，前额上和衣领子上，红五星寓意夜晚天上的北斗指引，这给在苦难黑暗中的中国人民莫大希望和鼓舞。红军的行为识别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初毛泽东在三湾改编军队时，提出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用来区别革命的军队和其它军队，后来上了井冈山后又修改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直传唱至今。据说当时毛泽东为了能让歌曲通俗易懂，先唱给老农听，直到听懂听明白为止。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区别于其它任何军队的行为识别。正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有如此深得老百姓拥护的行为识别，才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深深爱戴。而红军之所以能够长期持久地做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根本原因就是在其理念识别系统，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而不做坏事，能做到这一点关键是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所以理念识别才是支撑一个人，一个组织持久行为的根本原因。相比之下，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军歌及三民主义则要逊色得多。更重要的是红军把理念识别、行为识别坚持做，做到位，构建起完整的真正的理念识别、行为识别，进而才有了完整的识别系统。
人们时常可以见到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现象：薪资丰厚，员工的抱怨却很多，即使离开了公司，还在不停地数落公司的“罪状”；薪资水平一般，但员工队伍稳定，对公司满意度很高，员工即使辞职了也会经常联系，甚至还能“回娘家”看看。造成这两种局面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企业内部是否建立了“关怀”文化。这种“关怀”主要表现在工作、生活方面。西方管理研究的著名事件“霍桑试验”表明，员工的工作绩效很大程度上与团体内部的情绪有关。在企业内部建立“关怀”文化，有助于使员工的情绪保持在较为理想的水平上面，提高工作效率，增强团队凝聚力。当组织内部发生冲突的时候，就可能导致员工在工作上的矛盾深化，还可能加深在生活当中的隔阂。人的情绪和认知不是完全一致的，管理者应该做出及时的调控。从能力上面看，有些老员工可能不能再胜任更高的工作，职位的高低和头衔的不足都可能成为引发他们离职的原因，因而这个群体的被尊重需求也不可忽视。如果企业内部存在“关怀”文化，就会使得这一类员工的心理得到满足，从而提高他们对团体的忠诚度，并使他们成为组织里面稳定发挥作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关怀”文化可以从很多小事做起。比如在同事生病的时候嘘寒问暖，为单身同事搞一次周末聚餐，给处于恋爱初级阶段的年轻人放上一天的“恋爱假期”，或者在情人节发放“恋爱津贴”，为年老的员工组织定期的体检。这些不仅需要企业统一安排，也提倡同事之间发自内心的关怀行动，形成自发互帮互助的风气。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企业可以开展“互献爱心周”，要求每个员工各自选择对象做一件表达关怀的实事，然后调查收集实施情况，对表现突出或者得到广泛好评的给予小额奖励，通过正式和庄重的场合颁发，重在精神嘉奖和鼓励。让关怀别人成为每个员工的需求和习惯，必定能使相互关怀成为润滑剂，从而使企业的发展更顺畅。
接手工作的新人，几乎要从头做起，这样便影响了企业发展速度并付出大量不必要的管理成本。蒙牛集团老总牛根生先生常提到：“人离开，把经验留下”的理念，因此，蒙牛也有了今天火箭般的发展速度，除了牛总管理有方，具有极强的人格魅力外，重视技能与经验的传承也是其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蒙牛把这种经验的传承由制度性转到了文化上，使其深入人心，也为组织带来巨大的收益。家族式企业发展速度快的原因除了团结、向心力强外，也与经验与技能易于传承有关，所以这样的企业发展都很快。没有传承的企业就像一个徘徊在起跑线上的运动员一样——或时进时退，或步履蹒跚。如何把家族式企业中那种良性的传帮带模式引入我们一般性企业当中呢?笔者有如下建议：1、关键岗位建立工作日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任何的工作，哪怕是再简单不过的扫地，都有其经验与技巧，对于一些高技能、繁琐复杂的工作更是如此。能够不必去一一适应与探索一项工作，效率必然可以大大提升，对于一些具有失败风险的工作来说，前人走过的足迹对其工作具有莫大的助益。如果以工作笔记或电子文档的形式把工作中的心得体会，经验教训记录下来，不仅利于自己以后的工作，对下一位接手工作的人员也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也是企业积累的一笔财富。但这种方式切不可留于形式，应首先以制度约束为起点，而后要有监督，有使用，有管理，否则，写出的工作日志即使如山一般多，却堆在档案室里成为蜘蛛安家的乐园，也毫无意义。
对话英国阿什里奇商学院教授李建志一方面企业面临着不断变化的竞争环境，另一方面企业又总是在很多方面“以不变应万变”，比如：文化。而一成不变的文化环境将极大地限制领导力技能的发挥。毋庸置疑，发展领导力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在管理中遇到的最大挑战之一。领导力培养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地重视。但是我们发现，很多企业都面临同样一个难题：培训多多，效果寥寥。这是为什么呢？李建志教授，在英国阿什里奇商学院讲授领导力和行为研究，又在为中国企业进行了大量培训之后，对中国企业的领导力培养，做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一方面企业总是面临着不断变化的竞争环境。而另一方面，企业又总是在很多方面“以不变应万变”，比如：观念、态度，以及文化。而一成不变的文化环境将极大地限制领导力技能的发挥。事实上，这不仅关系到领导力发展一个方面，对企业来说，管理方面的任何改变和创新，都将在，且只能在一个灵活而开放的文化环境中发生。中国企业家在误读领导力《中外管理》：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国际化竞争，中国企业如何来培养未来的领导力？李建志：我目前在国内给一些中国企业讲课中发现：中国人对领导力的定义和世界趋势是不一样的。中国企业的领导者还是更传统地倾向于命令与控制。显然，这种陈旧的方式已经跟不上时代，中国企业的领导者应该更加灵活。就我的观察，现在中国领导者身上最缺的几项关键技能，第一就是“教练”，或者说是“辅导”。第二，授权。中国企业的领导者不善于授权，这种不善于授权会影响领导者整个领导能力的发挥。第三，愿景能力。领导者能否高瞻远瞩看到未来？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技能。在具备了这种愿景能力之后，紧接着，如何将愿景执行下去？这又涉及到另一种技能，就是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