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军力比拼，萧何在刘邦心中的分量比韩信重，李善长在朱元璋心中的分量比徐达重。如果韩信、徐达是拳头，那么萧何、李善长就是供应血液的心脏，他们搞钱搞物的能力才是根本性的决定因素。汉朝初期的疆土面积仅有200万平方公里左右，贫弱的汉政权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面对周边四夷的侵扰大多时候都是忍让退守。
汉武帝即位后一改汉朝对外温和的形象，先后大规模派兵征讨闽越、匈奴、南越、朝鲜、大宛、西南夷，可谓是四面八方无不出击。甚至也是无往不胜，先后在国家的东南西北增设了五原、武威、儋耳、文山、乐浪等30余个边郡，使汉朝的疆土面积飙升到约1000万平方公里。
起初虽有前任皇帝们积攒下的财力，但是几年战争打下来，国库很快就告急了。尤其是与强敌匈奴的较量，密集的大规模征战前后持续了15年，期间累积动用兵力达到100多万，数次深入匈奴腹地与敌决战，对国家财政实力的考验是巨大的。
这种大规模军需物资的筹集、漫长补给线的转运、数十年的连续作战，显然也不是农业经济所能够负担的。所以人们不免疑惑，同样是遇到一位爱折腾的皇帝，为什么西汉没有像秦始皇搞垮清朝、隋炀帝搞垮隋朝那样，在汉武帝手里垮掉呢?
这个问题可以换一种问法：汉武帝相比于秦始皇、隋炀帝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军政能力上或许难分上下，但财政能力上绝对是汉武帝更胜一筹。汉武帝没有把战争的负担全压到农民身上，他搞钱的策略可以归纳为三大法宝：征收工商税、盐铁官营、收回钱币铸造权。
当时西汉是典型的国穷民富，在几代皇帝休养生息的政策下，商贾们是最主要的既得利益群体。《史记·货殖列传》中描述了当时商业繁荣的景象：“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汉朝都城长安所在的“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关中以三分之一的土地、三成的人口，占有了六成的财富。“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由于巨富的商贾太多，有车一百乘、有船一千丈的，才能称得上是大商贾。
于是，因打仗而财政吃紧的汉武帝，祭出了他的第一大法宝：征收工商税。
公元前129年，汉武帝下令“初算商车”，向商贾征收“车船税”，规定：“商贾人轺车两算，船五丈以上一算”，一辆车要纳税240钱，一条五丈以上的船要纳税120钱。车和船是必不可少的交通运输工具，汉武帝的这则税令可以说是盯准了商贸活动的死穴。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下令“初算缗钱”，这是一则资产税，是对商贾积存的现钱征税，规定：商人财产每两缗一算(2000钱纳税120钱，税率6%)，手工业者财产每四缗一算(4000钱纳税120钱，税率3%)。后来为了打击隐匿财产不报以及报而不实者，汉武帝又颁布“告缗令”，要求商人们申报资产，并鼓励举报虚假申报者。一经查实，弄虚作假者将被没收全部钱财，并罚戍边一年;而举报者将能获得所没收钱财的一半。
除此之外，汉武帝还下令对马、牛、羊征税，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征收屠宰税。
自古以来，盐与铁都是最重要的民生行业，西汉弛山泽之禁，并未实行盐铁官营。所以在当时的诸多行业中，以盐铁商人为最富，他们积财逾万万钱，个个富可敌国。如果实行盐铁官营，这些盐铁商人的财富，就应当全部是国家的收入。
公元前117年，汉武帝终于要对这块肥肉下口了，他祭出第二大法宝：盐铁收归官营。
在理财大师桑弘羊的筹划下，汉武帝下令设立盐铁丞，并任命当时著名的盐商和铁商担当首任盐铁官，将盐铁的生产和销售牢牢掌控在官府手中，盐铁之利尽归国有。当时，除了盐铁之外，汉武帝还实行了酒类专卖的酒榷制度，酒利也被官府所独占。
这三项民生用品的官营让汉武帝相当得意，他曾高兴地说“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我还没有增加赋税，国家的用度就已经很充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