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资治通鉴》记载，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战无不胜的匈奴人又耀武扬威地挥兵南下，入侵上谷郡(今河北省怀来县)，在那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面对匈奴的恶行，上次在马邑因为保密工作做得不到家功亏一篑的汉武帝，早就憋足了一股劲，要和匈奴大干一场，以扫积郁。
于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果断地任命初出茅庐的卫青为车骑将军，并寄以厚望，击退匈奴。这次用兵，汉武帝还煞费苦心地兵分四路。卫青从上谷郡出兵，骑将军公孙敖从代地出兵，轻车将军公孙贺从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出兵，引人注目的飞将军李广从雁门出兵，他们手中各带一万精骑，合围屯兵在边贸市场附近的匈奴军队。结果除了首次出战的卫青高奏凯歌，直捣龙城(此是匈奴人祭扫天地祖先的圣地)，斩敌700人，打破了多年来匈奴不败的神话，历史意义非常重大，也大大鼓舞了汉人的斗志。“骑奴”卫青的军事天才也令皇帝眼前一亮，从此卫青一路凯歌战果累累。
只可惜另三路汉军却两路失败，一路无功而返。公孙贺空手而回，公孙敖损兵七千，最丢脸的居然是很会打仗有“飞将军”美名的李广，他不仅败得一塌糊涂，甚至于作为主将的他居然还被匈奴人活捉了，这就糗大了。
曾经把匈奴人戏耍得灰头土脸的李广，最后靠装死麻痹敌人，才机智地夺得匈奴人坐骑，打马狂奔逃回汉国，要多狼狈有多狼狈。这样的“战绩”，难怪唐朝诗人王勃也曾留下“李广难封”的慨叹，毕竟你是一个实打实的败将也，无话可说。
其实，李广虽然很会打仗，也很受士兵的拥戴，却不大会“治军”(相对于正统而言)，几乎是“军民鱼水情”官兵平起平坐，你拍我胸脯我拍你大腿，大家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其乐融融，没什么纪律可言，李广一生与匈奴军队大小战斗70多次，威振敌胆，却难封侯，最后还以最悲壮的自杀了却残生，大概和他的治军模式有关。
有人曾总结了李广一生倒霉的深层原因，大致是生不逢时、运气太差、性格缺陷，最终被竞争对手挤兑，又被对他观感不是很好的皇帝摒弃，最重要的一点可能就是太追求战斗的随心所欲，常常别出心裁，输在了没有纪律和毫无章法上，就像跳水运动员追求高难度动作常常招致失败一样(比如说他常常窜到敌人眼皮底下才放箭，果然也有百发百中的效果)。
据《资治通鉴》报道，就在马邑之战的前一年六月，其时驻守云中郡的李广，突遭免职，大概和他带兵的标新立异有点关系，同时被解除军职的还有另一名将程不识，他那时驻守雁门郡。
这两位仁兄带兵套路正好相反，李广行军布阵没有固定编制和行列阵势，总是强调临场发挥及随机应变，也大都有点效果。反正李广用兵，很喜欢标新立异，别人用过的都不想用，他总是喜欢选择水草肥美的地方驻扎下来，然后人人自便，形同放羊，近于流寇，你就是赌钱也无所谓，而且夜间也不设岗哨(除了在远处派监视敌军的侦察哨兵)，军中文书也简单至极，形同虚设，却很少出事;而另一名将程不识刚好相反，强调纪律，讲究程序，常常加班加点，防备不懈，也没事发生。程不识曾煞有介事地比较这两种迥然不同的战法，各有利弊，最终的结果是匈奴人更害怕李广，而且士兵们也更加愿意跟随李广作战，就图那份自由自在。
为此，历史牛人司马光曾评价李广的战法是凶多吉少。这从李广一生的坎坷从军经历可见一斑。一生历文帝、景帝和汉武三帝，终生与匈奴作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让匈奴畏惧如虎的猛将，最终还是因为用兵飘忽经常出现状况，而在漠北之战中迷失道路，失期未能参战，因怕受审对质愤愧自杀，让人扼腕长叹。
对于李广的“超常规”用兵，司马光曰：《易》曰：“师出以律，否臧凶。”大意就是说，军队一出动就得有严格的军纪约束，否则不论胜败都是凶多吉少。李广倒好，率兵作战总是纪律松弛，人人自便，近乎“军中有戏言”，换句话说没有言必出行必果，始终都会有偏差甚至招致失败。
如果只靠李广的奇才，庶几可能获胜，但如果要把之推广开来，那就会贻害无穷!因为说到底，人的本性都好逸恶劳，如果没有严格的军纪，那么没有如李广这种能镇得住场面的军神时，势必因接近祸害时自乱阵脚，不能形成有章法的阵势而遭致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