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明史纪事本末》第四十三卷《刘瑾用事》，有两个词汇频繁出现，一个是“矫诏”，另一个是“矫旨”。频繁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说每页都出现这样的词汇，用当今时髦的话说，真的是”高频词”了。
“矫诏”也罢，“矫旨”也罢，通常都解释为“假传圣旨”。问题的关键是，一个皇帝贴身的宦官，怎么就敢于如此高频的“假传圣旨”呢?
明朝初年，太祖朱元璋汲取历史教训，精心设计宦官制度，其中一条就是严谨宦官读书识字。但是，进入明朝中期以后，这条禁则有名无实，刘瑾这样的宦官不仅是读书识字，还达到了“颇通古今”的高水平。
如今，世上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就怕流氓有文化”。几百年前的刘瑾，用自己的行动印证了这句话。他不仅有勇气有胆量敢于“自宫”——切割自己的生殖器，属于真正的流氓，还“素善矫饰”，并且能够“揣合帝意”。他知道明武宗喜欢玩，就陪着明武宗“或击球走马，或放鹰逐兔，或俳优杂居错陈于前，或导万乘之尊与人交易”，由此博得明武宗的开心。
如果仅仅是这些，那还要夸奖刘瑾是一个尽职尽责的“贴身”工作者。问题在于，狡诈的刘瑾常常在明武宗玩得正高兴的时候，送上大臣们的奏折，请求皇帝阅批。这下，明武宗不但烦了，还发火了，问道：“知道朕为什么用你吗?你为什么总要这样烦朕?”从此，刘瑾开始代替明武宗批阅奏折了，用史书上的话说，叫做“帝悉以天下章奏付刘瑾”。
一个从皇帝身边出来的人，他说什么，别人就会信什么的。当明武宗达到“一日不见(刘)瑾则不乐”的程度，谁还敢怀疑或者质疑刘瑾的所言所书是“矫诏”或者“矫旨”呢?!由此可见，是明武宗亲自给了刘瑾批阅奏折的权力，让他愿意批什么就批什么。这样，再说刘瑾“矫诏”或者“矫旨”，也真的有点冤枉他。
其次，刘瑾获得批阅奏章的权力以后，开始也不敢大笔一挥就胡来的。当初，他曾经让内阁官员草拟圣旨，打个草稿送来。但是，这些马屁精们都是千方百计探听好刘瑾的意思再打草稿，有些官员还怕自己揣摩错了意思，干脆派人到刘瑾办公的地方或者家门口请示后再写。慢慢的，刘瑾就变得在“私宅拟行”。一个宦官，可以在自己家中用皇帝的名义颁发诏书圣旨，他兴奋和愉悦的心情，怎么形容都不过分的。可以说，刘瑾敢于“矫诏”或者“矫旨”，缘于这样的政坛生态。
当然，也不可能所有官员都顺着刘瑾来的。面对这样敢于反抗的官员，刘瑾就是通过各种方法让官员斯文扫地，不得不臣服他。这其中，最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当众打屁股。
正德元年(1506年)十二月，刘瑾曾经一口气把20名官员“廷杖”，也就是在朝廷打屁股，然后“除名为民”。得知此信的王阳明(王守仁)实在看不下去，就给皇帝上疏反对此事。没有想到惹恼了刘瑾，也落得“矫诏杖五十”然后贬职到贵州龙场驿站的可悲下场。除此以外，刘瑾还曾“廷杖”工科给事陶谐，对钦天监五官侯杨源“杖三十，谪戍肃州”，把御史涂祯“杖戍肃州卫”，把给事中潘希曾、刘子励“杖三十为民”。
这些“杖责”，可以看作是刘瑾树立个人威信的“杀威棒”，让堂堂的大臣当众脱裤子屁股挨打，然后再让他们上朝继续在朝廷工作，无疑会使他们脸面扫地，从此抬不起头来。但是，也可以看出臣僚们基于此带来的屈服。至少从史书上看，这些光着屁股挨打的臣僚们，事后没有一个敢于继续反抗的。这种屈服，也就成为刘瑾敢于“矫诏”或者“矫旨”的政治土壤。
这样看来，刘瑾之所敢于在明朝正德年间连连不断地敢于“矫诏”或者“矫旨”，其中即有明武宗恣意放纵的责任，也是臣僚们忍辱屈服的结果。这里面不仅有政治生态上的原因，更有顶层设计的责任。
历史，不能只用大篇幅描绘刘瑾敢于“矫诏”或者“矫旨”的事实，而忽视了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否则，这份历史就会失去沉重的教训，只成为一份酒后或者茶后的谈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