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洛先生曾指出：“贞元之时，朝廷政治方面，则以藩镇暂能维持均势，德宗方以文治粉饰其苟安之局。民间社会方面，则久经乱离，略得一喘息之会，故亦趋于嬉娱游乐。因此上下相应，成为一种祟尚文词，矜诩风流之风气。”在经历了兵革连年之后，中兴的景象在德宗时期有所重现，这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的局面上，就文坛而言，也有所反映，其表现之一是往日逸兴遗飞的节日诗会在德宗时期重又频频举行，在现存诗文作品中，贞元时期举行的节日诗会约有十次之多。节日之际的献筹交错，不仅提供了君臣相欢的契机，更可用以表现社会小康、民生安乐，故而为德宗中兴时期乐于采用的形式。
所谓“复睹开元日，臣愚献颂声”，贞元朝的诗人们怀着对开元往昔的依恋，重构盛世梦想，而节日诗会则是重建梦想的外在表现之一。
因此，在这种重现大唐繁华的心理作用下，德宗不仅继续以传统节日作为欢宴的时间，进而提出新建一个节日的说法。据《册府元龟》载，贞元五年（公元789年）正月乙卯，德宗诏曰：“自今宜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以代正月晦日。备三令节之数，内外官司休假一日。”
对此，《唐会要》卷二十九节日所述更详：贞元五年正月十一日救：“四序嘉辰，历代增置，汉崇上巳，晋纪重阳，或说攘除，虽因旧俗，与众宴乐，诚洽当时。联以春方发生，候维仲月，勾萌毕达，天地同和，惮其昭苏，宜助畅茂。自今以后，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内外官司，并休假一日。先救百僚，以三令节集会。今宜吉制嘉节以微之，更晦日于往月之终，撰明辰于来月之始。请令文武百寮，以是日进农书，司农献幢桂之种，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以尺刀相遗，村社作中和酒，祭勾芒神，聚会宴乐，名为飨勾芒，祈年谷。仍望各下州府，所在颁行。”
这一诏救指出节日在形成过程中历代增置，例如上巳与重阳即属于旧有的节日，分别为汉、晋所重。它们原有的节日内涵是为攘除灾厄，人们沿袭旧俗举行宴会，但这种相聚的欢乐，也确实一与良辰节令相称。德宗继而提出增加一个新的节日—中和节，与前二节组成新的“三令节”。在中和节时，官员休假一日，民间亦进行丰富的节日活动。所谓三令节，原本指的是正月晦日、上巳和重阳三节，贞元四年（公元788年）九月丙午的诏救中即规定：“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节日，宣任文武百僚选胜地追赏为乐。”但以二月一日的中和节取代原初的正月晦日，则是德宗贞元五年的新创。
而从李繁《邺侯家传》来看，中和节的设置过程，由李泌承圣意而为—在和风熙日中宴游玩乐，正是创建中和节的根本缘由：
德宗曰：“前代三、九皆有公会，而上已日与寒食往往同时。来年合是三月二日，寒食乃春无公会矣。欲以二月创置一节，何日而可？”
泌曰：“二月十五日以后虽是花时，与寒食相值。
二月一日正是桃李开时，又近晦日。以晦为节，非佳名也，臣请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其日赐大臣方镇勋戚尺，谓之裁度。令人家以青囊盛百谷果实相问遗，谓之敲生子。酝酒，谓之宜春酒。村间祭匀芒神，祈谷。百僚进农书，以示务本。”
上大悦，即令行之，并与上已、重阳谓之三令节，中外皆赐钱，寻胜宴会。
李繁乃李泌之子，其所著《邺侯家传》虽有后人指出其内容不足全信，但仍可比读。依照《唐代的历书》一书，查得贞元五年寒食在三月甲辰，正是三月二日，由此可以推断前引对话确实如此，当发生于贞元四年，正是中和节设立之前一年。由于寒食与三月三日的上巳时间太过相近，事实上寒食节的宴乐只不过是上巳活动的一部分而已，减少了春日游玩的机会，因此德宗想到要在三月之前的二月创立一个节日，而李泌的回答也很巧妙，他选择节日时间的依据首先是花期，并通过种种节日行为强化这一节日的民俗意味，并为之找到了一个以农为本的节日依据。
正如李泌《奉和圣制中和节曲江宴百寮》所称，“风俗时有变，中和节惟新”，至此，一个从宴乐目的出发，以传统民俗为根本、以重农务本为节日依据，敦睦臣子、娱乐万民的新节就这样设置完备了。因而“上大悦”，并通过国家法律手段将这一节日固定下来，大小官员皆休假一日。
可见，唐代以前历史上并无中和节，此节为唐德宗贞元五年（789年）始置。《旧唐书》卷十三《德宗纪》云：“联以春方发生，候及仲月，勾萌毕达，天地同和，惮其昭苏，宜助畅茂。自今宜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以代正月晦日，备三令节数，内外官司休假一日。”吕渭《皇帝移晦日为中和节》也云“皇心不向晦，改节号中和”，可见此节改自正月晦日。与晦日的俯河畅饮、送穷纳富相比，中和节更注重于宣扬帝力的教化，“物情舒在阳，时令弘至仁”（权德舆《奉和圣制中和节赐百官宴集因示所怀》），“中者，撰三阳之中；和者，酌二气之和，以畅中气，以播和风”（白居易《中和节颂并序》）。侯喜在《中和节百辟献农书赋》云：“应天地中和之气，备朝廷中和之容，君告成中和之功。”君臣同乐，劝农稼墙，启迪廉明，这是中和节风俗的主要文化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