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悠久，区域辽阔，其汉语方言众多，汉字在早期出现过“语音异声，文字异形”的状况。代表茶名的汉字就有十多个，诸如荼、诧、槚、苦茶、蔎、茗和茶等。
《诗经》提到“荼”字的近十处，虽然并不全部指茶，但“谁谓茶苦，有甘如荠”(《邶风?谷风》)，“采荼薪樗，食我农夫”(《豳风?七月》)等，则被学者们认为是关于茶事的最早记载。
西周的古字书《尔雅》，其中也有“槚，苦荼”的解释，成书于战国时期的《晏子春秋》，亦有晏婴相齐景公时，“食脱粟之饭，炙三弋五卵茗菜而已”的记述。
此外，汉以来如司马相如的《凡将篇》、扬雄的《方言》、东汉华佗的《食经》以及《桐君录》等书，均有茶事记载。随着饮茶越来越多，茶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记述茶事的文献也一代比一代增加。
早期有关茶的记载虽然较为简单，但也留下了许多颇有价值的资料。像“荼生益州，三月三日采”(《神农本草》)，就指出茶树原产地的益州是最早的茶区之一。
“荆巴间采荼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桔子芼之”，在《广雅》中，最早记叙了饼茶的制法、泡茶的方法等。这说明公元前一千多年前的巴国境内，已有人工茶园培植的茶叶。
茶作为非常珍重的贡品，献给周王室的记载，见于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这则记载说明，当时的茶叶生产已达到一定的水平。那时城市中已出现经营茶粥、茶饮的茶摊。
而在早期的记载中，许多文字都谈及茶叶的功能功效，如饮茶日久，《神农食经》记载：“茶若久服，令人有力悦志”，《桐君录》中说，饮茶可以却睡不眠，“巴东别有真茗荼，煎饮令人不眠。……又南方有瓜芦木，亦似茗，至苦涩，取为屑荼饮，亦可通夜不眠”。
古人发现茶和中草药同样可以治病，司马相如在《凡将篇》中，将茶、乌喙、桔梗、贝母、苓草、芒硝等一起，列为中草药。
由于早期文献对茶叶效能的记载和赞誉，说明了古人对于茶叶作用的认识，进一步推动了饮茶的风尚。
早期文献记载的许多趣闻轶事，反映了在饮茶方面由于南北地域不同而产生的文化差异。西汉宣帝神爵三年，官至谏议大夫的王褒所写的《僮约》里，在规定僮仆的任务中就有“烹茶尽具”和“武阳买荼”两条。
“烹荼尽具”是指烧茶、泡茶的茶具要准备齐全，并洗涤干净。“武阳买荼”是指到武阳去买茶叶，供居家饮用。在当时的社会时代里，自给自足的生产占居主导地位，但茶叶要赶到集市上去购买，可见汉代巴蜀地区茶叶商品化已达到相当程度。
至南北朝时，南齐永明十一年(493)齐武帝颁下遗诏，说自己逝世后，在灵前祭祀不必杀牲，只要供上糕、水果、茶、饭、酒和肉脯就可以了，还规定“天下贵贱，咸同此制”(《南齐书》)。可见，南朝朝野己普遍接受了茶饮。
北方贵族不喜茶饮，甚至鄙视、抵制饮茶的习惯。南齐秘书丞王肃因父亲获罪被杀，投归北朝，任镇南将军。
刚到北方上任时，王肃吃不惯羊肉和奶酪，常吃鲫鱼羹，同时喜欢喝茶。喝起茶来，一喝就是一斗。北朝士大夫称为“漏卮”。
数年后，王肃参加北魏孝文帝举行的朝宴，却大吃羊肉，喝奶酪粥，孝文帝很奇怪，问道：“卿为华夏口味，以卿之见，羊肉与鱼羹，茗饮与酪浆，何者为上？”
王肃为了迎合北方贵族，回答说：“羊是陆产之最，鱼为水族之长。都是珍品。如果以味而论，羊好比齐、鲁大邦，鱼则是邾、莒小国。茗最不行。只配给酪作奴。”孝文帝大笑。从此，北朝士大夫都将茶称为“酪奴”。
然而，这种情况并不长久，及至隋朝统一南北之后，南北经济文化交流更加密切。由于隋文帝爱好饮茶，上行下效，“由是竞采，天下始知饮茶”(《隋书》)。当时流传着一首《茶赞》：“穷春秋，演河图，不如载茗一车。”饮茶风尚，终于在北方传播开来。
自此饮茶文化逐步由混沌向文明嬗变。这种嬗变使记载茶的文献资料也不断地增加和丰富，以至出现了全面的、系统的茶书专著，这是历史造就的机遇。
到了唐代，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唐代的茶业充满活力，气象万千；茶产日兴，名品纷呈，饮茶之风大行朝野，茶叶贸易十分活跃，封建茶法，应运而生。
正所谓时代造英雄，由于茶业的发展和繁荣，唐代中叶，陆羽撰成了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从此开启了中国茶文化书籍的千年发展之路。
来源：中华上下五千年茶道趣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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