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祭之社坛，在先秦的时代大约是非常简古的，《诗经 大雅 緜》说：“乃立冢土 。”《尚书秦誓》说：“宜于冢土。”这里所谓的“冢土”，就是堆起一个土堆做为祭社的地方，这与《孝经》中所说的“封土以为社”的意思是完全相同的。
秦汉以后，社坛的建制不断完善，逾建逾复杂。明徐溥等《明会典》记载：“嘉靖十年，上命于西苑空闲地开垦为田，树艺五谷，建帝社帝稷坛。坛址高六尺，方广二丈五尺，甃以细砖，实以净土，缭以土垣；北为棂星门，高六尺八寸，广五尺八寸；神位以木为之，各高一尺八寸，广三寸，题曰帝社之神、帝稷之神，具朱漆质，金书；坛之南置石龛以藏神位，高六尺，广二尺；坛之西为祭器库、乐器库；坛之北树二坊以表之，曰帝社街。每岁以仲春秋次戊日，上躬行祈报礼。”历代的社坛虽各有小异，但大略与此制同。
先秦时代的社祭也是非常古朴的。《尚书 周书 召诰》说：“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礼记 郊特牲》说：“而社稷太宰。”《周礼》说，小司徒“凡建邦国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州长“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若以岁时祀州社。”鼓人“以灵鼓鼓社祭。”舞师“教帗舞，帅而舞社稷之祭祀。”春官“大宗伯之职，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
“小宗伯之职，掌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鬯人“凡祭祀社壝用大罍 。司服“祭 社祭五祀则希冕。”综合上述文献的记述，先秦时，社祭用一牛一羊一豕的太牢，这是天子之祭，诸侯则用少牢，即一羊一猪；掌天子社祭的是大司徒，掌邦国立社的是小司徒；祭社时有鼓乐，有帗舞；祭社时要用牛羊豕之血为祭；祭器要用陶制的大罍；祭服要用细葛制成的加以刺绣的冠服。先秦以后历代社祭便是在此古礼的基础上增衍的。
社祭之祭俗本源于民间，是原始人自然崇拜的产物，自从有了国家以后，社被统治者看作王权的象征，基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只有全国最高的统治者天子才有权祭天祭地，就连据有一方土地的诸侯也只能祭其一方土地，至于庶民按理便只能祭其所有的或所居处的有限的小片土地。因而古籍中便有了不同等级的社的记载。按周朝的政法，王者可以立社，诸侯可以立社， 有大夫牵头的百家可以立社，士阶层则不能立社，平民百姓就更不必说了。大概到了秦汉之际，虽没有大夫牵头，普通百姓二十五家以上才可以立社。《礼记 月令》说：“择元日，命民社。”《吕氏春秋》说：“择元日，命人社。”这被古人认为是“民社”之始。《礼记》正义说：“《月令》：‘命民社’，谓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也。其大夫以下所置社者，皆以土地所宜之木，则《论语》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故《大司徒》云：而树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是也。”在这些文字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战国末期平民虽可以立社，但他们的社祭对象只能是“其野之所宜木”。《礼记 郊特又说：“社所以神地之道也。
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故教民美报焉。家主中而国主社，示本也。”古天子有天下，诸侯有国，大夫有家，这里的“家”当指有封邑的大夫。中溜，本是土室的天窗，后指宅神，属五祀之一。你看，就连大夫这样有身份的人家也只能祀宅神。不过，尽管在礼法上对大夫以下的各阶层人的社祭有所限制，但人们在社祭时面对着其“所宜木”或“中溜”祈祷的时候，在心底里敬奉的社神还是田祖，这大概是统治者无法控制的。《诗经》中所唱的“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与我牺羊，以社以方”便是先民们心底的歌。
汉代以后，诸侯之社不复存在了，社祭仅剩下天子。秦汉以后，天子的太社免不了要形式化，与其相反，民间的里社却活跃起来，成为了一种丰富多彩的民间礼俗。元王祯《农书》说：“民社，古有里社树，以土地所宜之木。……自朝廷至于郡县坛壝，制度皆有定例。惟民有社，以立神树，春秋祈报，莫不群祭于此。”民间社祭的目的是“春祈秋报”，即春社祈祷丰收，秋社向社灵致谢。民间社祭的处所，遵循了“坛而不屋”的古俗。唐韩愈《游城南十六首》说：“麦苗含穟桑生葚，共向田头乐社神。”民间社祭的场所就是田头。宋曾巩（元丰类稿》“里社”条描写北宋时的社祭说：“马啼路南村有社，里老邀神迎且送。荒林破屋风雨入，野鼠山狐狼藉共。”这说明民间社祭亦有在庙宇中举行的。关于民间社祭的形式古代典籍中缺乏详细的记载，所以我们只好从一些有关的文献资料中去考察。唐王维的《凉州郊外游望》诗说：
野老才三户，边村少四邻，婆娑依里社，箫鼓赛田神。酒洒浇刍狗，焚香拜木人。女巫纷屡舞，罗袜自生尘。
民间社日祭拜的对象是田神，即古之田祖，但不像朝廷社祭立有神牌，而是一个“木人”偶像，迄至元代社祭的对象称作社公，也不立神牌，而是一个白头发长眉毛的老者画像，画像上还有一位老太太，大概就是社婆。民间社祭也有迎神送神之礼，迎送仪式由里社中的老者主持。民间社祭中，乐以鼓为主，舞由巫表演。祭品是肉与酒，肉叫社肉，以猪为主，宋陆游的《赛神》诗还提到“神鹅”，宋范成大的《乐神曲》还提到“豚蹄满盘”。酒叫社酒，用社瓮盛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