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春节发生、发展和传承史会发现，由上古岁末的祈福、巫术和“鬼节”活动的腊祭演变而成普天同庆的中华民族第一大节—春节，真是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岁月。坎坷，使节日内容久经历练而精彩、漫长，使节日内容日渐丰富而成熟，并化为民族的基因和符号在年复一年中不断得到强化和升华。审视这一过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春节的变迁史，也是春节丰厚而奇特的文化内涵的形成过程。
年的雏形
史册大量的记载和考古发现证明，夏商时代生成的年终岁尾的祭祀活动，到了周代已逐渐固定，在每年的岁末举行一年一度的欢庆丰收、祭祀祖先和神灵的活动。《诗经·幽风·七月》称“穹窒熏鼠，塞向瑾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黄悼《诗疏平议》说：“改岁，犹今俗云过年耳”；高亨《诗经今注》则称：“改岁，改换一年，即过年。”这就是远古时代的腊祭逐步演化为传统春节的雏形。
周历以建子为岁首，以夏历十一月为正月，周时“改岁”之节当在此时。《诗经·豳风·七月》记载这一史实说：“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清代学者马瑞辰在《毛诗传笺通释》一书中对《豳风·七月》的记载解释说：“春酒即酚酒也……周制盖以冬酿，经春始成，因名春酒。”说的就是为“改岁”而酿酒的民俗活动。诗中“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兑肤，万寿无疆”的描写，进而展现了百姓们在年终欢乐饮宴的场景。周代先民们烹牛宰羊，庆祝丰收，济济一堂，举着酒杯，互道祝福，到处洋溢着“改岁”的欢乐气氛，无疑就是当时民众过年节的真实写照。
与后世不同的是，周代的这种年终的过节活动，并没有固定在当时的正月初一（即夏历的十一月初一）举行，而在夏历十月到十一月的几十天中的某一天举行，庆祝活动的程序和规则要求也只是粗成，尚未规范，但活动的内容和主旨与后世无大异。因此，这时的“改岁”还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年节“节日”。因为这种活动还属于一种民间自发的无序的向上天和祖先祈福感恩的活动，虽然他已经有了一年一度的基本规律，“在新旧两年交替的时候进行”，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庆祝活动只能算是后世年节的雏形，或者说是年节的初级阶段。
在战国七雄当中，秦始皇雄才武略，一统六合，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政权。秦始皇采纳了儒家支派的阴阳五行学说，认为秦朝是得“水德”而王，因此秦代尚水，以黄河为“德水”，以十月（亥月，亥属水）为岁首。所以从秦代开始，一直到西汉武帝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使用《颛顼历》，改周代以“建子为岁首”的作法，而“正以十月”，把十月作为岁首、正月，这一阶段的“改岁”活动依据就是《颛顼历》。从这一史实来看，秦始皇不仅为结束中国东周以来549年群雄割据做出了贡献，也在“车同轨，书同文，田同亩，衡同制”等制度制定中为“岁首”日期的统一做出了贡献。
汉灭秦后，平民出身的汉高祖刘邦吸取强秦短命的教训，给饱经战乱和秦王暴酷的民众以休养生息，兴五业，扶农桑，使国家很快得到恢复和繁荣。到了汉武帝刘彻继位时（公元前140年），汉王朝已进入鼎盛时期，于是在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组织众多学者研究历代历法，进行修改重订，并将新历法以汉武帝的年号“太初”为名，称《太初历》，颁行全国，以夏历一月为正月、岁首，年节从此得以基本成形。自此以至魏晋，除了王莽篡汉时有变动以外，以一月初一为岁首新年的习俗延续至魏景初元年。尽管魏改岁首为“十二月初一”，但是仅仅是时间不同，新年习俗则秉承汉代延续下来，直到晋室南迁后，南朝宋改行《元嘉历》，才恢复一月初一日为新年岁首。
“改岁”这一祭祀庆祝活动，在汉代能升华为民族节日，既是汉代政局稳定和社会繁荣的写照，也是汉代科学进步和文化艺术快速发展的结果。这时的“改岁”，已经是官方认可的大节了。据《汉书》记载，岁末，皇宫要举行“大滩之礼”，驱鬼降福，祛除一年的秽气，祈求来年之福。这种大滩礼，魏晋以前是在“腊日”，就是农历十二月初八日举行，魏晋后改在除夕日，当时称为“岁除”口，是一种气势恢宏的融祭祀、歌舞干一体的大型活动。正月初一日当时称为“正旦”或“正日”。《汉官仪》记载：“正月旦，天子御德阳殿临轩，公卿大夫百官各陪位朝贺，蛮貂胡羌朝贡必见，属郡计吏皆陛w o”又称：“元日朝贺，三公拜璧殿上，献寿筋。”“正月朔贺，三公奉璧上殿，向御西北，太常赞日：‘皇帝为王公兴。’三公伏，皇帝坐，乃前进璧。古语曰：‘御坐则起。’此之谓也。”朝会完毕，君臣欢宴，共贺新年。根据这些记载可知，在汉代时“新年”这一节日已经成为官方法定、朝野同庆的固定节日，是“大饗华夷，君臣相庆”的大节，其日期就是夏历正月“元日”。
据《晋书·乐志》记载，在正旦这一天，皇帝与群臣举行新年贺岁大会时，宫廷还要上演“正旦大会行礼歌”、“正旦大会王公上寿酒歌”等专门庆祝年节的乐舞。清晨人主临朝，接受百官的朝贺，然后行礼，这期间有乐舞伴奏和演出，可见当时统治者对辞旧迎新的年节之重视和仪式之隆重。我国素有上行下效之民风，民间庆祝年节的热闹景象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个节日一旦成为法定的节日，各种民俗事象也就附体而生。据《宋书》记载，自秦汉以来，正月前后帝王还要举行郊祀天地的大祭，“祈谷干上帝”，以感谢天地一年的眷顾，企盼来年的国运昌盛和平安丰收。但是祭祀日期还不固定，秦汉用“元日”祀天地；晋武帝十二月丙寅日受禅，故晋武帝改为腊月入冬的第一个“丙日”祀天地，后来又曾经改为腊月第一个“己日”、腊月第一个“庚日”祀天地。晋室南迁以至南北朝时，由于南北政权的执政者所用历法不同，所以岁首日期也不相同，南朝自元嘉改历后以一月初一为岁首新年，北朝则仍按《景初历》以十二月为正月，这样也造成南、北方郊祀天地的日期不同，大体上中原用冬至日，江南地区用正月上辛日，内容和目的都是一样。
尽管在南北方举行祭天地的时间不同，但举行祭祀活动的方位是一致的，即祭天一般在都城的南郊，祭地一般在都城的北郊，这与古代天文学家所宣扬的“天南地北”观念相关。这也是今日保存的明清故都北京为什么“天坛”建在城南，“地坛”建在城北的原因。
与官方庆祝年节相映照，民间庆祝年节则充满了地方风情，各地虽同庆一节，民俗事象却各具特色。左思在《蜀都赋》中记述东汉蜀地居民庆祝正旦时欢饮的场景说：“若其旧俗，终冬始春，吉日良辰，置酒高堂，以御嘉宾。”崔富在《四民月令》中记载东汉的民间年节庆祝活动说：“正月之朔是为正月，躬率妻擎，洁祀祖称。及祀日，进酒降神毕，乃室家尊卑，无大无小，以次列于先祖之前，子妇曾孙各上椒酒于家长，称筋举寿，欣欣如也。”这表明，古人在庆祝年节活动中，祭祖活动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由此可知，中华民族尊祖崇祖的美德由来已久。
中国人讲究“慎终追远”，对祖先的祭祀就是对他们功德的怀念，告诫和教育在世人和后代子孙要弘扬祖先美德。
另外，根据文献记载，早在汉代我国民间已有在新年时于大门张挂“桃符”、“门神”的习俗。所谓“桃符”，即用桃树之木雕刻的一种挂在门上的饰件。桃木温润柔美、淡红如血。古代传说一切恶鬼都惧怕火光和血色，于是古人就认为桃木可以避邪祛魔。人们害怕喜庆节日期间魔鬼作祟，便在年节来临之前在大门挂桃符，并在桃符上书写神荼、郁垒的名字。神荼和郁垒是神话传说中掌管鬼门关的神灵，负责检查百鬼的善恶，如果危害人间，神荼、有卜垒就放出猛虎惩罚恶鬼，写上这两位神灵的名字，意在阻拦恶鬼进门，因此称为“门神”。后世又把这一习俗发展为贴对联和门神。
魏晋南北朝，还有“宿岁饭”、“庭前爆竹、燃草，以驱山燥恶鬼”的风俗。所谓“宿岁饭”，即除夕之夜，大摆酒宴，阖家欢饮，但是酒席上的饭菜不能吃完，要留下一部分，称为“宿岁饭”。第二天清晨，把这些残羹冷饭洒在街上，象征“去旧纳新”、“去残就满”、“去贫就富”的意思，这是魏晋时期一种普遍的年节风俗。至于“庭前爆竹、燃草，以驱山燥恶鬼”，则是后世“放爆竹”习俗的前身。
相传“山燥恶鬼”居住在西方的一座深山中，有一尺多高，人们只要一撞上他，就必然生一场大病。此鬼有个最大的弱点：怕听竹子燃烧爆裂时发出的“啪啪”声。故而从汉代开始，人们就在年节时在庭院里燃烧竹竿，发出巨大的“僻僻叭叭”的声音，从而吓跑山躁恶鬼进门为害。这一习俗既寄托了人们祈福的美好愿望，“僻僻叭叭”的声音又增添了节日的热闹气氛，所以一直流传至今。后来发明火药后，就用火药制作“爆竹”代替了燃烧竹竿。这就是年节为什么家家户户都要燃放鞭炮的来历。
通过上述史料可以看出，自周至魏晋这一时期，年节开始从自发的庆祝活动逐步发展为固定的普天同庆的节日，并且赋予了原始庆祝收获、“祛邪祈福”、“敬祖崇祖”等宗教意义外的一些新内容。但相对于后世的春节来说，仍还是一个正在成长和完善中的节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