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使得一个来自瑞典的公众卫生官员变成了世界上最有名的统计学家、电视名人和公司项目的定期主讲嘉宾呢？
在大学本科时代，汉斯.罗林斯在瑞典的乌普萨拉大学主修统计学和药学专业。他获得了博士学位，花费了二十年时间在非洲从事研究，作为凯洛林斯卡国际研究和培训委员会主席，他已经和亚洲、非洲、中东以及拉丁美洲的众多高校都有过合作。
“我的基本观点是：世界如此变幻无穷，人们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数据而是一种全新的心态。”
纵观他的职业生涯，罗斯林建立起了一个以事实为基础的世界观，即一种观念——全球健康趋势如何来充当基于硬数据的信号物。今天，他表示，假如要弄清我们在新世纪所正在经历的这些变化的意义，以及摆在面前的机遇和挑战。国家和公司一样，同样需要采纳数据—驱动世界观。
在其儿子欧拉和养女安娜的陪同下，罗斯林建立了Gapmindder基金会来推动这一进程。通过使用Trendalyzer（一种后来卖给谷歌的定制软件工具），罗斯林家族已经用运动的、互动的图片来重新诠释了原本静态的健康数据。其结果是很有启发性的，这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关于全球健康的社会学和经济学历史的意识，同时也表明数据的创造性应用可以产生非凡的结果。
你已经长时间的作为死板的数据和统计的倡议者。那在什么情况下CEO们需要转变他们的心态来建立一种更加基于事实的世界观呢？
我的基本观点是：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所需求的不是更多的数据而是一种全新的心态。他们需要一种能处理新信息的新储藏系统。但是据我多年的发现，大公司的CEO们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基于事实的世界观，远胜于媒界、学术界或政界。而那些没有抓住世界事实的CEO们已经在商界遭到了失败。假如他们不懂得在诸如中东、非洲等有潜力的新兴市场发生了什么，那他们一定落伍了。因此一个组织的规模和国际化程度越大，其CEO世界观的事实—依据程度就越高。而问题在于，他们所领导的组织对他们的跟随极为缓慢。
原因何在呢？
公司作为一个整体是滞留在腐朽心态的窠臼里的。他们以陈腐的类别来思考，对习惯和假设的追随不是或很少是基于事实的。他们需要打破这些观念来理解这个世界原本的模样。譬如，论教育水平，我们不再生活在一个划分为西方及其余地方的世界；当今世界，是包括从加拿大绵延至也门以及之间的其他所有国家。这里是一个广泛的层面，我们必须看到亚洲、巴西、拉丁美洲以及，某种程度上，包括中东这些地方正在赶上我们过去所称的“西方”。
但是甚至当人们持基于事实的世界观时，仍习惯于用无效数字说话。他们习惯于站在讲台上，通过点击Powerpoint来放映幻灯片而不愿意用互动的方式来演讲。问题就在于公司的数据集制造之地IT部门和研发部门之间是有着严格分隔的，所以很难有一个演讲者能精通两者。然而，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让人们习惯于用活跃的数据说话，于我来说，这是一个扫盲项目。
我们该关注何种数据以获得这种新的心态呢？
在现代，重要的不仅仅是经济数据，还应包括小孩的死亡率、每个母亲的孩子数、教育水平等。当今世界，不是金钱拖着人们进入了现代，而是人们拉着金钱进入了现代。我可以通过——正在改善的健康状况，日益缩小的家庭规模和教育水平的提升这些数据来证明亚洲人力资源的成功。其意义在于：当越来越多的孩子存活了下来，父母们生多个孩子的需求就越少，他们就有能力供孩子上学。所以Pfizer公司已经把他们药品研发中心，搬到了这片拥有很多对开发药品充满热情的年轻人的土地—亚洲。发现这种变化是至关重要的。
“问题不在于专业公司缺乏他们所需的数据，而是他们不去寻找它，不知如何来处理这种情况。”
那就是为什么CEO们邀请我去跟他们的员工交谈—所以他们可以学着观看这些互动录像以获得这种新的心态。然后他们将会发觉什么发生了改变。在2006年我的第一个TED讲座上，我让Al Gore上台来。我向大家展示，在现在的越南，他们有着和美国同等的平均家庭规模，以及有着和美国1980年时同样的健康状况，而且他们的经济发展速度还高于美国。Al Gore告诉我说：“我对此没有丝毫察觉。”问题不在于专业公司缺乏他们所需的数据，而是他们不去寻找它，不知道如何来处理这种情况。
Gapminder是如何成功地运用一种“你能改变人们的偏见的方式”来表达数据的呢？
我们发现当正在表达我们的数据（例如在《国富论》中，用一段长为4分半钟的录像追踪全球寿命预期和人均收入水平）时最重要的不是要去把时间定格在X轴上。我们让时间流转，当你看到变化时，数据变得像一场足球比赛——你能看到谁在追赶，或者比如，像孟加拉国这样的国家，正在比以往瑞典任何时候都快地减少其儿童的死亡率。
孟加拉国仍然是一个低收入国家，但与此同时该国有着巨大的低价分销和单一语言的内部市场。所以如果你们是一家有着抱负的公司，你们就该进驻孟加拉国。它是世界十大国家之一，但是人们习惯认为孟加拉国是一个亟需援助的绝望之地。让人兴奋的是，它提供了市场分销心态上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有着良好经济基础、健康、涵养公民的高度发达国家。
有没有对改变人们心态进程表示反对的意见呢？
此时，我正在和瑞典外事部长进行争执。他说西方不得不确保其对剩余他们没有侵蚀的世界的领导。这是一个彻底错误的观点。西欧和其它高收入国家必须像其它发达国家一样，以同样的方式融入世界。他们必须发现存在于周遭世界各个地方的优势、资源以及市场。
一些组织不愿意共享其数据，尽管那将会对各方都是双赢的局面，如果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将会取得更好的成绩。去年四月，世界银行妥协了，最终出台了一项旨在开放数据的政策。但是经合组织用税金来编篡数据，最终以一种垄断性方式出售出去。中国国家统计局比经合组织更容易提供数据。世上最富有的国家没有要改变的意思。
我把这称为“数据库拥抱障碍”。要修复它，我们必须在提供数据集的机构——如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或者公司自身；提供新的技术来存取和处理它们的机构，如谷歌和微软；以及陪它们“玩”和给出数据解释的这些机构之间灌输一种明确的劳动力分工思想。就像办一场宏大的音乐会：你需要一个莫扎特或者一个肖邦来写优美的曲子，接着你需要乐器，最后你还需要音乐家。
气象学家是对这种思想有领会的一个群体。他们以一种高度复杂的方式来处理接收到的大量数据，接着将其转换为令人惊奇的图像，然后在电视的黄金时间为我们带来天气报道。这确实是我们该好好学习的。我们希望我们的经济预测者们、社会预测者们以及我们的环境预测者们，在电视的黄金时段都能以同等的效率来进行交流沟通。
这就是我们Gapminder基金正在尝试去做的——也是CEO们希望员工去做的——用数据工作，并释其意。
来源Data superstar Hans Rosling explains why a fact-based worldview will transform your business
译者515051371@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