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冯友兰与汤用彤是20世纪中国哲学界的两位领军人物，他们共同对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前贤对冯友兰与汤用彤在创建中国哲学史学科方面的比较研究非常薄弱。本文在论述他们长达半世纪交往的过程中，展现其学术思想和方法的异同，及其对创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历史作用。
冯友兰先生（1895—1990）与汤用彤先生（1893—1964）都是中国哲学学科的开创者。冯友兰是现代最富通识和原创力的哲学史家兼哲学家，汤用彤则被目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佛学家和哲学史家之一。他们的治学领域各有侧重，又有相合之处，共同在玄学、佛教史、道家道教、西方哲学和文化研究领域的研究与教学对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做出了划时代的历史性贡献。他们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界的两位领军人物，是近年学界所关注的一个热点。前贤对他们的研究取得了不少颇有价值的成果，但尚无对冯友兰与汤用彤在创建中国哲学史学科方面进行比较研究的专文。有鉴于此，本文尽可能综合全史，搜求各类一手资料，在论述他们长达半世纪君子之交的过程中，力图展现其学术思想和方法的异同，及其对创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历史作用，以期对学人有所启益。
一、早年会盟天人学会——学衡派和新儒家的觞滥
冯友兰与汤用彤这两位哲学文化巨擘的交往，历时足有半个多世纪，至老弥笃，令人感慨。他们的相识始于青少年时期的同学之谊。现知其最早的交往，是冯友兰在北大读书期间参加了汤用彤在清华发起的“天人学会”。在《二十一条》签订之际，汤用彤愤于国耻，联合吴宓、黄华诸友，于1915年冬在清华学校组织起“天人学会”。汤用彤所定会名甚为符合全会成员的共识：“天者天理，人者人情。此四字实为古今学术、政教之本，亦吾人方针所向。至以人力挽回天运，以天道启悟人生，乃会天人之责任也。”该会用意在于“欲得若干性情、德智、学术、事功之朋友，相助相慰，谊若兄弟，以共行其所志。”他们联合志同道合之友，共同推行其理想事业。
冯友兰于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后不久，经好友张广舆介绍，欣然递交志愿书而入会。会员选择很严格，前后有吴芳吉、汪缉斋、曾昭抡、曹理卿等30余人。吴宓回忆说：“昔在清华立天人学会，陈义甚高，取友殊严，希望甚大，初立之时，人少而极和洽，互为莫逆。”他尝发表演说：“天人兄弟，当取诚信相孚，识见高卓。无论其中何人，将来如何遭遇，处危疑之际，蒙诟负谤，纵举国举世，咸谓此人为奸为罪，证据确凿，不庸迟疑，而我天人中余人，到此地步，必仍信得过此人之别有深心，中实清白，仍然协赞不衰。天人之交情，必须至如此之深。物色会员，亦必信其与众能如此，乃敢介绍。”学会成员们的满腔热诚和济世宏愿，正如吴宓所述：“方其创立伊始，理想甚高，情感甚真，志气甚盛。”从天人学会制定的会章、会簿、介绍书和志愿书来看，虽有似美国大学的兄弟会，但该会理论的系统性和严密的组织性、纪律性使其已具备了党派的一些性质，汤用彤与冯友兰等在学会组织的各项活动中建立了兄弟般的情谊。
从天人学会的宗旨和汤用彤、冯友兰等会员的日常研讨中都可看到《学衡》主旋律“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和新儒家阐道进德为归的主旨不断反复出现。该会要旨，除共事牺牲，益国益群外，还欲“融合新旧，撷精立极，造成一种新学说，以影响社会，改良群治。又欲以我辈为起点造成光明磊落、仁慈侠骨之品格。必期道德与事功合一，公义与私情并重，为世俗表率，而蔚成一时之风尚。”把汤用彤稍前发表的《道德为立国之本议》、《理学瞻言》诸文与会章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后者系前文的延续、提炼和具体化，并且在文风和内容上，两者极为契合，因此会章很可能是出自他的手笔，至少可视作汤用彤与学会核心成员的共同作品。后来学衡派乃至新儒家的主张，在会章中都可找出端倪，初步显露了从学衡派到新儒家关于文化运思的理路，即以砥砺道德人格为起点，发扬传统，融汇中西，进而改良社会，并显现出他们对于传统的珍重，及中西会通的愿望。这虽然没有完全上升到后来学衡派和新儒家的理论高度，但实际上已在践行着“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学衡宗旨。这为他们日后毕生友好合作共事奠定了思想基础。
汤用彤与冯友兰先后于1918年和1919年赴美留学，通过天人学会印的通讯继续维系他们当初复兴中国文化的共同理想。受天人学会崇高理想的深刻影响，冯友兰以《天人损益论》（又名《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题目。1923年夏，冯友兰此文顺利通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答辩。该文的写作引发冯友兰对于哲学史的兴趣，奠定了他以后哲学史工作的方向。是年秋，他回国后，沿此方向写成《一种人生观》。1924年，他把《天人损益论》和《一种人生观》合写成《人生哲学》，作为高中教材之用。在以上三书中，冯友兰确立了新实在主义的哲学信仰，并开始将之与程朱理学相结合。
由上可以看出汤用彤为代表的学衡派与冯友兰为代表的新儒家的历史渊源。现代新儒家可分成推崇心学（熊十力、牟宗三等）和理学（冯友兰）两派。他们都主张继承传统，吸收民主科学，分歧在对儒家本体的认识：前者以心为本，后者以理为本，由此派生出不同的现代化方案。汤用彤虽不厚此薄彼，但对于现实国情中的“贫弱”、“浮嚣”诸弊而言，他更倾向于以理为本。汤用彤认为文化的融合、民主科学的发扬，既是社会发展变迁的客观需要，也是各有其理为本体基础，因而他强调的“理势”观念具有客观必然性的合理因素。这种超越而内在的“理”所具备的外在规范作用，正是救治国民“散漫”、“虚浮”的良药。这在理论和实践上与冯友兰的新理学体系是相互支援的。
二、中年共事合作——初创中国哲学学科
冯友兰与汤用彤在20年代仍常有来往。1920年1月3日，冯友兰在哥伦比亚大学自记收到汤用彤从哈佛大学的来信，他6日复函汤用彤和曹理卿等天人学会盟友。尽管留学美国后，吴宓与冯友兰已逐渐产生隔阂，但汤用彤对待冯友兰依然一如既往，这在《吴宓日记》也有体现。1931年，汤用彤任北大教授后与冯友兰、钱穆、蒙文通、张东荪、梁漱溟等人更是时相过从，切磋学问。1932年11月，熊十力重返北大讲学，先住梁漱溟家，不久搬入汤用彤为他觅得的房子。此间，冯友兰带着他的新著《中国哲学史》特来造访。冯友兰多年来在清华大学哲学系讲授中国哲学史的基础上，分别于1931年、1934年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后作为大学教材多次重印，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重大贡献，成为国内外学习中国哲学的标准教科书。
1935年4月13日至15日，冯友兰、汤用彤、金岳霖等哲学界同仁发起成立的中国哲学会首届年会在北京大学召开。20余名哲学家出席会议，冯友兰致开幕词，胡适介绍了哲学会的发起、经过和意义。他们在会上宣读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如冯友兰的《历史演变中之形式与实际》、胡适的《楞伽宗的研究》、汤用彤的《汉魏佛学理论之两大系统》、贺麟的《宋儒的思想与方法》等，标志着中国哲学家各自创立学术研究系统的时机业已成熟。
冯友兰与汤用彤、金岳霖等人当选为哲学会常务理事，负责日常工作。该会下设“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和“中国哲学研究委员会”。贺麟是“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主任，冯友兰、汤用彤为委员。此会当时编译了一批西方哲学名著，有力推动了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上世纪这些学者间的相互启发、共同切磋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学术氛围。
“中国哲学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是冯友兰，委员有汤用彤、贺麟、宗白华、黄建中四人。中国哲学会以《哲学评论》为会刊，由冯友兰主编。1936年，汤用彤于《哲学评论》第七卷第一期发表《汉魏佛教的两大系统》(第一届中国哲学年会报告摘要)，在《哲学评论》第七卷第二期发表《关于〈肇论〉》(第二届哲学年会报告摘要)。1940年，中国哲学会在昆明开年会，选举第三届理事会，冯友兰、金岳霖、贺麟为常务理事，汤用彤、宗白华、胡适、张君劢、张东荪、方东美等为理事，冯友兰依然担任《哲学评论》的主编。汤用彤魏晋玄学研究的重要作品《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就是应冯友兰之邀，于1943年发表在《哲学评论》第八卷第四期。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文学院安置在南岳衡山脚下，由冯友兰任哲学心理教育系教授会主席兼文学院长。冯友兰对汤用彤等同人在此际遇有生动地记述：“在衡山只有短短的几月，精神上却深受激励。其时，正处于我们历史上最大的民族灾难时期；其地，则是怀让磨砖做镜、朱熹会友论学之处。我们正遭受着与晋人南渡、宋人南渡相似的命运。可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神奇的环境：这么多的哲学家、著作家和学者都住在一栋楼里。遭逢世变，投止名山，荟萃斯文：如此天地人三合，使这一段生活格外地激动人心，令人神往。在这短短的几个月，我自己和我的同事汤用彤教授、金岳霖教授，把在此以前开始写的著作写完了。汤先生的书是《中国佛教史》第一部分。金先生的书是《论道》。我的书是《新理学》。”然而，就在敌机轰炸下，被困顿生活驱赶着的冯友兰和汤用彤以各自的方式，完成了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作品。冯友兰的《新理学》与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先后于1941年和1944年获教育部学术研究评奖哲学类一等奖。冯友兰在《贞元六书》中写道汤用彤对其著作多所指正。
1938年2月，冯友兰和汤用彤、朱自清、陈岱孙等11位教师同路，从长沙坐汽车出发，经广西到越南再转往昆明。4月，汤用彤被任命为西南联大哲学心理教育系主席（后改称系主任。汤用彤病休期间，曾由冯友兰暂代），兼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冯友兰担任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他回乡探亲期间，由汤用彤代理其职。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作为最高行政领导机构主持校务，由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组成，梅贻琦任常委会主席。蒋梦麟校长离职后，北大教授会推举汤用彤为北大代理校长，然其一再推谢，先诚恳劝留蒋梦麟，未果，遂致电在美国的胡适，望其返校主持工作。在胡适回国前，汤用彤曾任联大代理常委、联大常委会代理主席。他与冯友兰时常出席联大常委会、校务会议、教授会，精诚合作，共商决策。冯友兰与汤用彤都是西南联大决策管理层的核心成员，教学研究层的显要教授，公共交往层的重要人物。此间，汤用彤在昆明对任继愈谈到我国南北人才的差异时说：“南方人聪慧，北方人朴重，南方人才多于北方，北方人才不出则已，出一个就不平常，像冯芝生，南方少见”。他们常在一起商讨学术问题和教学计划，共同培养的学生有任继愈、冯契、郑敏等。汤一介先生曾说父亲的好友冯友兰、胡适对自己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一起对联大各项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延续着中国教育的命脉，形成了西南联大的新风格，创造出世界一流大学成功办学模式。
1941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行《部聘教授办法》，实行“部聘教授”制度。由教育部直接聘任的部聘教授是当时中国教育界的最高荣誉，被称之为“教授中的教授”。其条件为：在大学任教授十年以上，教学确有成绩，声誉卓著，并对于本学科有专门著作，且具有特殊贡献者。层层筛选后，由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全体会议给予确认。经上述程序，最终确定29人为部聘教授，哲学学科中仅汤用彤和冯友兰二人当选。1942年10月，由冯友兰主笔，汤用彤、雷海宗、郑天挺、陈序经、杨石先等各院院长、系主任共25人联名致函校领导，毅然拒绝教育部的一项专款，并请将原信附录转呈教育部。信中写道：“同人等献身教育，原以研究学术、启迪后进为天职，于教课之外肩负一部分行政责任，亦视为当然之义务，并不希冀任何权利。”在生活极端贫困的情况下，他们担任行政职务，付出巨大劳动，为平等起见，却不肯领取分文补贴，高风亮节，难能可贵。1944年3月，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聘请冯友兰、汤用彤、冯沅君、陈寅恪、胡适等为名誉导师。1946年2月23日，汤用彤、冯友兰、陈序经等教授对东北问题发表宣言表示：“中国领土必须完整，主权必须独立”，对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外的任何要求，“我们誓不予以承认”。同时要求国民政府披露有关东北经合问题的谈判经过，并拒绝再作妨害主权的任何协商；要求苏联履行条约尽速撤军，归还一切工厂设备与资源，不得有超出中苏条约范围以外之任何行动。7月，李公朴、闻一多遇害后，正在重庆候机北上的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周炳琳等教授联合上书教育部转国民政府痛陈：“一代通才，竟遭毒手！正义何在？纪纲何存？同人等不胜悲愤惊愕！”严正抗议特务的卑劣行径，请求从速处理，以平公愤。
1946年8月，冯友兰应邀任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客座教授，并取得在美国的永久居留权。然而客居异国犹如寄人篱下，物质享受难慰乡愁。当时许多朋友劝冯友兰留在美国，但一年后他却执意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他说：“俄国革命以后，有些俄国人跑到中国居住，称为‘白俄’。我决不当‘白华’。解放军越是胜利，我越是要赶快回去，怕的是全中国解放了，中美交通断绝。”其去志已决，归心似箭，回国前就退还了绿卡。1948年夏，汤用彤在美国伯克利大学讲学满一年后，又收到哥伦比亚大学的聘请，治学条件和生活待遇远非国内大学可及。但因他对故土的眷恋，故决定谢绝邀请，义无反顾地返回了行将解放的祖国。他和一年前回国时的冯友兰心情一样，日常吟诵得最多的是王粲的《登楼赋》：“虽信美而非吾土兮，夫胡可以久留？”同年秋，汤用彤与冯友兰都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9月21日，他们到南京出席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会议，二人在会上又共同入选评议员（即常务委员，属人文组哲学门）。23日，他们又出席中央研究院成立20周年纪念会(与众院士集体合影今存)。同年底，国民政府派专机来北平接高级学者去台湾，汤用彤、冯友兰坚决不走。接着，汤用彤被推选为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冯友兰被推举为清华校务委员会主席，皆行校长之职。在他们的领导和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北大清华完好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
三、晚年同事和邻居——共同进步
1951年9月，马寅初接任校长后，汤用彤一直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冯友兰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兼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主任。从此冯友兰住进北大燕南园，先住54号，随后搬进57号，冯友兰将之命名为“三松堂”。他与隔壁58号院住的汤用彤比邻而居，直至1990年以95岁高龄去世，可算在燕南园居住时间最长者之一。1954年，汤用彤与冯友兰同往《人民日报》社开会后，汤用彤不幸患脑溢血，特护治疗数月方脱险，此后长期卧病。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成立，汤用彤、冯友兰被选为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同年《哲学研究》创刊，汤用彤、冯友兰皆任编委。1956年4月28日，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哲学研究》开展对“双百”的笔谈，汤用彤和冯友兰等20名学者参加。
解放后他们都有相似的遭遇，“冯友兰现象”就其普遍性可与“汤用彤现象”联系起来考察，他们多有共同之处：都是同时代的中国一流大学者，民国年间都在学术上获得很高成就，都主张走中西文化融合的道路。1949年后，都感佩共产党使中国赢得民族独立，把中国希望寄托在实行社会主义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63年劳动节晚，汤用彤应邀上天安门城楼观赏焰火，由周恩来总理导见毛泽东主席。毛泽东询问其身体状况，说自己阅读过汤用彤“所撰全部文章”，嘱咐他量力而行写短文。1964年劳动节上午，汤用彤因心脏病去世，他临终前念念不忘的遗憾是研究计划还没完成。追悼会由陈毅元帅主持，葬于八宝山公墓。冯友兰赠送的挽联是“锡予兄灵右：病榻犹呼口号，劳动节显平生志；儒林同感痛惜，佛教史有未完篇。冯友兰敬挽”。文学家宗璞照顾父亲冯友兰生活数十年，她的散文《霞落燕园》也记述了燕南园最早离去的汤用彤。
1983年9月，“纪念汤用彤先生诞辰9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大学召开。冯友兰在会上发言回顾了他与汤用彤的交谊，并高度评价了汤用彤的学术思想。会议论文由《汤用彤先生纪念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为《燕园论学集》一书，次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有冯友兰撰写的文章《佛教和佛学的主题——神不灭论》，这是汤用彤生前与冯友兰共同感兴趣而常谈的话题。
总之，冯友兰的三史六书和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等著述，在研究范式、基本范畴、核心问题、历史线索以及史料考订等方面，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汤用彤、冯友兰等前辈筚路蓝缕之功，奠定了中国哲学学者研究的基本方法和特色。冯汤二贤著述，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使学界对中国哲学史上的基本问题有了较完整的理解。冯友兰和汤用彤在研究中，摆脱今古文经学的纷争，开启了从哲学层次解析文化历史的先河。他们在宗教思想史、哲学史等领域成就卓著，开拓了全新的研究范式，超越了西方传统的哲学史观，代表了世界文化哲学研究的潮流，而为国际学术界所敬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