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对冲基金经理、Hayman Capital的创始人Kyle Bass发表了一篇看空中国的投资者信，引发市场关注。他预言，中国将爆发银行业危机，陷入危机的资产规模远超美国次贷危机。
日前接受《财富》杂志采访时，他提到：中国银行系统如今规模人民币184万亿元，是八年前41万亿元的四倍多，系统资产约合31万亿美元，是GDP的三倍多，中国GDP也才约10万亿美元。美国金融危机期间，国内银行系统规模与GDP相当，即16万亿美元。
发达市场不良贷款损失率为5%-10%，过去新兴市场国家的范围在10%-40%，但市场规模都没有GDP的三倍之多。2001-2002年中国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损失占比超过资产的30%，既然八年内银行系统扩大了四倍，肯定会有些贷款损失，新兴市场的银行资产与GDP之比不应该超过发达市场的这一比例。
假设中国银行系统的贷款损失比为10%，就需要3万亿美元进行资本重组，而扣除政策性银行注资和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等支出，中国3.5万亿美元的外储实际可用2.7万亿美元，不足以完成银行业资本重组。Bass认为，中国银行业才刚刚开始出问题，贷款损失可能还要过两年左右才会见顶。
中国版“次贷危机”？
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世界的投资者将资金投入中国、巴西和其他新兴市场，以期获得大宗商品价格回升、经济快速成长带来的资本收益。这些地方的银行像打开了水龙头一样大量放贷。自2009年以来，新兴经济体的私人部门债务水平已经从GDP的75%升到了125%。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私人部门债务水平在中国现在是国民经济规模的两倍。据麦肯锡最新估计，绝大部分令人担忧的债务来自2009年的10万亿美元到30万亿美元，足足上涨了两倍。
其中贷款增幅最大的是中国大型国有企业从大型国有银行里取得的贷款。对冲基金经理Kyle Bass，押注当年美国次贷危机并狂赚了一笔。他在今年中国春节期间写了封给投资者信，信中说中国国有银行可能遭受3.5万亿美元的损失，这将是美国次贷危机损失的四倍。
然而在中国贷款继续创下新高，比如最新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1月中国新增贷款2.5万亿。
然而，不管有多少信贷投放到经济中，中国的经济增速放缓是不可避免的。在一个杠杆系统里再继续增加杠杆将使清算更加雪上加霜。
杞人忧天？
彭博社专栏作者Christopher Langner认为，Kyle Bass有点后知后觉，中国债务问题的严重性其实已经达到了当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地步。不过，不用担心：中国政府真的在着手解决这个问题——讨论下调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这样银行就能继续录得利润并提供贷款。
包括“关注类”贷款（未来有偿还风险隐患）在内，中国银行业截至2015年12月的不良贷款总额增至4.2万亿元人民币（合6450亿美元），占预付款总额的5.46%。这已经高于美国2006年总计6000亿美元的次级抵押贷款总额。而后来正是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危机使得全球陷入自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
根据大数法则 ，虽然中国的不良贷款率可能看上去仍在可控范围内，但不良贷款绝对额正变得越来越大。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银监会”）2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2月底，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较上年同期跃升51%，至1.27万亿元人民币，创2006年6月以来最高水平；不良贷款率由1.25 %升至1.67%，而银行业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衡量银行吸收潜在亏损能力的指标）则由上年同期的逾200%降至181%。
这些数据似乎已让中国政府感到如临大敌——他们已开始采取应对措施。请注意，中国政府既没有遏制中资银行的放贷能力，也没有要求它们冲销不良贷款。事实上，根据彭博社2月16日的报道，中国政府正在考虑放松旨在确保金融系统健康发展的防范措施，即下调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这一监管指标。根据现有规定，中国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不得低于150%。
也许中国政府希望通过放松监管要求来促使银行加大信贷投放。这也是控制不良贷款率的一种方式。随着分母扩大，不良贷款率会保持稳定，甚至下降。但是，不良贷款绝对额会一直膨胀。
果不其然，银行的确在加大信贷投放。中国人民银行2月2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月新增人民币贷款跃升至创纪录的2.51万亿元，远高于接受彭博社调查的分析师给出的中值预期（1.9万亿元）。与此同时，作为衡量新增信贷的最广泛指标，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也升至创纪录的3.42万亿元。
虽然中国的不良贷款率有所下降，但不良贷款总额已经在6年里增长了256%。此外，不良贷款的真实规模仍有待商榷。不良贷款总额数据是有可能被扭曲的。彭博社2月23日报道，中国的银行正越来越多地利用更加不透明的应收款账户来掩盖贷款及潜在损失。尽管如此，将“关注类”贷款加入不良贷款总额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不良债务的规模。可惜的是，中国银监会去年才开始公布“关注类”贷款额数据，所以很难进行历史纵向比较。
新增贷款与不良贷款率变化背后的原理是显而易见的。新增贷款的飙升会稀释现有不良贷款占比，但这是有代价的。这样的玩法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尤其是强行让已过度杠杆化且增速放缓的实体经济增大放贷力度的话。音乐总有一天会戛然而止，“账单日”也将随之到来。问题越往后推迟，解决起来也将越难。
相比Christopher Langne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外交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世界银行的前经济学家Harry Broadman则更为乐观，他同意中式次贷危机最大机遇存在于行政能力——但认为风险也在于行政能力。
“也许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还没有直接来自中国次贷的连锁效应。”
在Harry Broadman看来，中国金融结构向部分经济体输出违约风险的趋势并不明显。人民币还不是完全自由兑换，中国的大部分的债务都是以本币发出的，这一结构最大限度的减少了类似19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时发生的汇率风险的概率。
另外他也指出，大部分中国的贷款都发生在传统银行之间，而不是通过债券市场。虽然债券可以分散违约和信用状况恶化的带来的痛苦，但是却通过增加投资者之间的互联而增加了债务扩散的风险。
但这并不是说世界其他国家就不再受到中国日益增长的债务炸弹的风险。相反，危险已经显而易见，对经济增长放缓的担忧已经导致了今年年初糟糕的全球股市表现。
事实上，中国经济的风险在于资源的错配。中国政府将大量的资源用于缓解银行债务问题，而非刺激经济或加码改革。
“你不应该这样想，‘哦，我的上帝，这马上就要崩溃了，中国马上就要崩溃了。’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Derek Scissors说道。“相反，你应该想，‘哦，我的上帝，真是在浪费钱啊。”
只要中国政府愿意一如既往地支持本国的银行系统，那么发生2008年秋天美国银行业那样事情的概率将非常小。做空者也不能像当年做空雷曼直至其破产一般，随心随欲做空中国的银行。
200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之一就是：美国金融体系强大之所在，亦是其薄弱之所在，那就是高度杠杆化的银行和保险公司——比如美亚保险(AIG)。在中国，这个最强大却又最危险的东西，恰恰是国家提供支持的意愿，Scissors说：“一旦银行和保险公司有危险，政府就会立刻介入。这是最重要的。”他指出，如果中国继续将用来救急的资金用在不该用的地方，那么后果也不过是竹篮打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