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先回溯了《儒林外史》面世之初关于其“主旨”的两种重要观点，它们影响了整个20世纪学人对该书主题的评述。具有现代意义的批评是从世纪之初鲁迅、胡适开始的。直至建国前，学人的研究基本上沿着这一途径不断深入。建国后尤其是在1954年前后，发表了一批论文，显示了学人努力运用进步的政治观念和先进的文艺理论研究这部小说的水平和成绩。进入60年代后学术研究开始冷寂。“文革”期间，少数人对这部小说的“主题”进行曲解。粉碎“四人帮”后，学术界拨乱反正，对《儒林外史》的研究渐趋正常并逐步走向繁荣，对《儒林外史》主题的概括力求体现出时代精神，又符合作品本身的蕴涵。
对吴敬梓创作的《儒林外史》，具有现代意义的研究是从20世纪开始出现的，而为之倡导者则为世纪之初的两位学术巨人胡适与鲁迅。他们对《儒林外史》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留下极其精辟的评述，对这部小说的思想主题也做出非常中肯的概括。以两位大师肇始，历经近百年几代学人的探讨，识见虽有异同，但对小说主题的研讨却日渐深入。
一
为了更好地了解20世纪学人对这部小说主题的论述，必须对《儒林外史》的研究史稍做上溯，先行考察一下这部小说面世之初的各种见解。
在20世纪以前对吴敬梓和《儒林外史》研究比较重要的著述有程晋芳所撰写的《文木先生传》（《勉行堂文集》卷六）和《怀人诗》（《勉行堂诗集》卷五）以及卧闲草堂、黄小田、齐省堂、张文虎四种评本的评语，其中均曾述及对小说主旨的见解。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学人在当时尚未形成明确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主题观念，但他们提及的“主旨”、“主脑”云云，已与今日所称之“主题”差几近之。
程晋芳在吴敬梓生前，大约乾隆十四年(1749)秋所写的《怀人诗》十八首中，第十六首是怀念“全椒吴敬梓”的，诗中提及“《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在吴敬梓身后十余年，大约在乾隆三十五年到三十六年(1770-1771)之间，程晋芳又写有《文木先生传》，在提及《儒林外史》时，有“穷极文士情态”之说。这就表明这部小说是描写“儒林”“文士”“情态”的作品，“儒林”、“文士”是所描写的对象，而“情态”则不能不涉及小说的思想主旨（或主题）。由于评者、读者对这部小说所描写“情态”有种种认识，对于小说主旨的概括，自然会有异同。
程晋芳此种见解，对其时及其后出现的四种评本的评者是产生一定影响的。卧闲草堂本最早出，确切时间不可考。虽然卷首有题名闲斋老人作于乾隆元年(1736)十月的序言，但胡适认为“这个年月是不可靠的”，笔者也以胡适之说不无道理（参见拙作《吴敬梓评传》P442、《清凉文集》P504）。《儒林外史》一稿完成的时间，当以《怀人集》的写作年代为根据。在此刊本的序和评语中，再次认定程晋芳所云“穷极文士情态”一说，所谓“名之曰儒林，盖为文人学士而言”（第三十七回），同时又认为作者之“着眼处”在于“功名富贵四字”（第一回），“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闲斋老人序）。于是，其后的论者便有了“功名富贵”主题说，与“穷极文士情态”主题说并存。在卧闲草堂本之后，大约在咸丰三年(1853)至同治元年(1862)间有黄小田评本。不过，黄评本长期湮没，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方始被辑录问世。大体说来，黄评基本上接受了卧本“功名富贵”说。如在第一回中，针对“功名富贵无凭据”词句，即批道“一篇主意”，其后也多处批评“功名富贵”。不过，较之卧本一般性地提及功名富贵更有具体发挥，即将功名富贵集中到一“官”字，如第二十二回针对卜诚卜信说“有官来拜”批道：“虽诚信人，亦以官为喜，总无非写富贵之害人耳。”第五十三回批语“喜欢相与官，方是《儒林外史》中人”。黄小田将“功名富贵”落实在“官”身，表明他是同意卧本“功名富贵”之说但又有所发展的。除此而外，他又有新的提法，在第一回中针对王冕所言“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黄小田批语认为这是“作书本旨”。这无疑是“反科学”主题说之滥觞。卧本问世之后70年左右，在同治十三年(1874)有齐省堂评本，除撮入略有改动之闲斋老人序外，又有署名惺园退士序；并附有“增订例言”五则；除阑入卧评外，又补写了卧本所缺六回之回评，还于若干回后另写回评，同时还写有不少眉批。关于《儒林外史》的主旨，齐评基本上赞同卧评，在第一回“功名富贵无凭据”之后同样批道：“全书主脑。”而且，同黄评一样，将功名富贵与“官”字联结在一起挞伐，尤其着重鞭笞具体人物的言谈行事，如对鲁编修这一艺术形象不断予以“官体”、“官话”、“官习”、“官论”、“官派”等批评。与齐评几乎同时尚有张文虎评本。虽然他的评语直到光绪七年(1881)被申报馆第二次排印本采入之后，才为广大读者所知，但由于张评文字量大，也颇为世人所重视。关于《儒林外史》的主旨，张文虎在闲斋老人序后写有识语，虽然他引用了“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但针对此评的发挥是：“功名富贵甘酸苦辣四味，炮制不如法令人病失心疯，来路不正者能杀人，服食家须用淡水浸透，去其腥秽及他味，至极淡无味乃可入药。”对“功名富贵”是此书之主旨，虽无反对之意，然亦无明确之肯定，却认为“是书特为名士下针砭，即其写官场、僧道、隶役、娼优及至王太之辈，皆是烘云托月，旁敲侧击”，显然是继承了程晋芳“穷极文士情态”一说而有所拓展。至于黄小田所以为的批评八股取士之法是“作书本旨”一说，张文虎明确地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然古来荣禄开而文行薄，岂特八股为然”。在第二十五回回评中，他又针对卧本评语所谓“自科举之法行，天下人无不锐意求取科名。其实千百人求之，其得手者不过一二人”之说表示异议：“选举无善法，即不用八股文，亦岂能人人得意。”
程晋芳与四种刊本评者均生活在清王朝，从社会历史的大环境来看，他们与吴敬梓所面对的现实是相同的。因此无论是反映这种社会现实的作者，还是对这种反映作出评述的论者，必然有共通之处，尽管具体的议论可能会有千差万别，但对现实的基本估价，则会有共识。因此，在上一个世纪对《儒林外史》主旨的概括不外乎两种，一是“穷极文士情态”说，二是“功名富贵”说，亦有将二说结合者。至于此书是批评八股取士之说，有赞同者亦有持异议者。明瞭上一世纪的评说，对于我们探讨20世纪学人对此书主旨的主张，是十分有意义的。
二
20世纪初，浴血生在《小说丛话》中将《儒林外史》归入“社会小说”。天僇生在《中国历代小说史论》中也认为“《儒林外史》之写卑劣”，属于“痛社会之混浊”之列。黄人在《小说小话》中也将“《儒林外史》之写社会中种种人物”与“《水浒》之写侠、《金瓶梅》之写淫、《红楼梦》之写艳”并列而论之。小横香室主人更在《清朝野史大观》卷十一《清代述异》中认为“《儒林外史》一书为吾国社会小说之嚆矢”。总之，20世纪之初，一些学人认识到《儒林外史》反映现实社会种种情态之特点，并对此予以充分肯定。此种见解的产生，显然与当时一些知识分子接受了西方新思潮、新观念的影响有关。他们出自改良社会、革新文化的需要，极力强调小说与社会清明和政治改良的作用，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当然，此际也有依然承袭“穷极文士情态”之说者（见《清稗类钞》卷六十七著述类“《儒林外史》”条）。
直到五四运动前后，方始出现具有现代意义的对《儒林外史》的评说。陈独秀、钱玄同、胡适为首的一批文化人倡导文学改革，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在这潮流中，用白话创作的小说深得他们的大力推崇。《儒林外史》自然也列属其中。对于这部小说的主题，钱玄同于1920年10月为亚东版《儒林外史》所写的“新叙”中，充分强调它的“讪笑举止，怀疑礼教”内容，认为“这都可以证明他（作者吴敬梓）在当时是一个很有新思想的人”。陈独秀为这一版本所写的“新叙”中，则突出了这部小说对父母代定婚姻、妇女贞操、“工”与“读”的关系三项内容。胡适论说《儒林外史》的文字很多，涉及此书内容者如1920年所写的《吴敬梓传》中所云“批评明朝科举用八股文的制度”，“是全书的宗旨”，在这部小说中，吴敬梓“痛骂八股文人”，让读者“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学问比八股文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从而养成“真自由、真平等”的社会心理。又如1922年所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即言“书里的人物又都是‘儒林’中人，谈什么‘举业’‘选政’”，“《儒林外史》骂的是儒生”。这些评论较之“穷极文士情态”说更为具体而深化：揭示了小说作者反对时文科举的因由和目的。
在胡适推崇吴敬梓为安徽第一大文豪的同时，鲁迅于1920年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1924年根据讲稿整理出版《中国小说史大略》，1925年增补为《中国小说史略》，同年发表他于前一年在西安讲学时的讲稿《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此后，又在《真假吉诃德》、《选本》、《叶紫作〈丰收〉序》、《论讽刺》、《〈出关〉的“关”》等文章中一再论及《儒林外史》。自然，鲁迅对这部小说的全面而系统的评述，主要集中在有关小说史的两部著作中。此处仅就这部小说的主旨，选录鲁迅的评论。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认为吴敬梓能“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而对于“士林”，鲁迅赞同程晋芳《文木先生传》中所云“独嫉‘假文士’如仇”之说，发挥道：“书中攻难制艺及以制艺出身者亦甚烈”，“此外刻划伪妄之处尚多，掊击习俗者亦屡见”，“描写良心与礼教之冲突，殊极深刻”。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文中说此书“写儒者之奇形怪状，为独多而独详”，认为当时“士流”于“八股而外，一无所知，也一无所事，敬梓身为士人，熟悉其中情形，故其暴露丑态，就能格外详细”。认为《儒林外史》是写儒林恶习的，又主要是通过时文八股、封建礼教这两个方面来表现当时“士流”的种种的“奇形怪状”的。无疑，这极其深刻地发展了“穷极文士情态”之说，并赋予具体内涵。需要着重指出的是，鲁迅尽管在他的著作中一再指称《儒林外史》是写“士林”、“士流”的，而且着重指出是描写他们的“奇形怪状”，诸如“矫饰”、“情伪”、“迂”、“伪妄”等等品格，可使读者“洞见所谓儒者之心肝”，但鲁迅同时也指出这部小说中的人物并非全然都是此类士人，还有一些值得肯定的正面形象，所谓“以言君子，尚亦有人”，如“杜少卿为作者自况，更有杜慎卿（其兄青然）、有虞育德（吴蒙泉）、有庄尚志（程绵庄），皆贞士”；而且还指出在“南京名士渐已销磨之后，尚有“奇人”而且“幸未绝于市井”，即季遐年、王太、盖宽、荆元，他们“独不乐与士人往还，且知士人亦不屑与友”。由此可见，鲁迅对《儒林外史》思想内容的评价，既指出其书矛头所指为士流的奇形怪状，又不忽略全书所涉及的“贞士”，“奇人”。既突出重点而又虑及全面。鲁迅以其对吴敬梓及其《儒林外史》的精辟评价而影响后世之研究者实久远绵长。可以认为，在胡适、鲁迅的推崇之下，《儒林外史》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方始得以确立。
迨至30年代，与鲁迅晚年评论《儒林外史》的同时或稍后，也有一些学人发表研究《儒林外史》的论文，如赵景深，吴景贤、吴文祺等。1933年3月北京出版的《学风》三卷一、二期合刊上发表的吴景贤的《吴敬梓及其社会观》，提出了此书是一部“以整个社会为描写的对象，具有社会意义的文艺作品”。此文将《儒林外史》所描写的社会“简括”为“三种阶级”，即“‘纱帽’阶级——统治者；‘瓦楞’阶级——受治者；‘方巾’阶级——智识分子”，并且勾勒了这三种阶级的互动关系：“智识阶级在统治阶级和受治阶级的两者之间，一方面是统治阶级的预备队，
一方面又是受治阶级升到统治阶级的进身梯”，而“这三种阶级各自的特性，乃是统治阶级的威风，受治阶级的愚蒙，智识阶级的无耻”，一部《儒林外史》对这些“特性”“都分析的非常明晰，描画的惟妙惟肖”。应该说，吴景贤的评述是十分具体的，也是很有见地的。此外，在茅盾、郑振铎的一些论文中也有涉及这部小说的文字。关于这部小说的主旨或主题，郑振铎在《清初到中叶的长篇小说的发展》一文中曾有所评述，说“我们文学史上很少文人自写丑态的东西，这里却很坦白的恣意攻击着‘俗士’与‘名士’，……科举制度下的士人阶级的全部面目，已被摄入这灵活的镜头上了”（《申报月刊》3卷7、8号，1934年7、8月）。这依然是“穷极文士情态”一说的延伸。
40年代，钱钟书《小说识小》（《联合晚报》1946年4月17日、5月2日）、赵景深《〈儒林外史〉摭拾旧籍》（《绸缪月刊》2卷5期）、季羡林《〈儒林外史〉的取材来源》（《申报文史》8期，1948年1月31日）、子振《〈儒林外史〉的人和事》（《论语》1947年2月16日）等，大都为钩辑本事，考稽人物之作。而王璜却于1946年在《东方杂志》42卷5、6、12三期连续发表了《与〈儒林外史〉有连续性的三部小说》、《论〈儒林外史〉的结构》、《论〈儒林外史〉的人物讽刺》系列论文，分别评述了《儒林外史》的方方面面。就这部小说的主旨而言，作者认为吴敬梓“目击当时的吏治腐败，统治阶级的草菅人命，任意屠杀、劫掠，和智识阶级的为其牢笼，热心功名，将精力全消耗在八股试帖，忘了亡国的惨痛，悲愤之余，禁不住猛力攻击智识阶级的麻木，放弃了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同时，他还指出“吴敬梓不但猛力攻击智识阶级的麻木，批评当时社会制度的不良，还著力于光明远景的渲染，以智识阶级的不合作运动，遁迹山林，鄙视功名富贵，作他怎样改革社会制度的铨释”。在这些论文中，王璜径直将《儒林外史》视作“政治意识特别鲜明的小说”。
三
从新中国建立起，对吴敬梓及其《儒林外史》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期：前期包括新中国建立之初至文革前以及文革期间两段，后期则指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后。此节专论前期两段。
新中国建立初期有关吴敬梓和《儒林外史》的研究论文，大多集中发表于1954年前后。因为中国作家协会于1954年12月11日在北京举行了吴敬梓逝世200百周年纪念大会。茅盾、何其芳、翦伯赞、吴组缃、刘大杰、陆侃如、冯至、宋云彬、姚雪垠、徐中玉、张慧剑、马茂元、吴小如、胡念贻等人先后发表了文章，作家出版社还于1955年出版了《儒林外史研究论集》，收集论文8篇。在这些论文中，涉及《儒林外史》思想主题的文字并不少，如茅盾在纪念会的开幕词中就指出，“《儒林外史》的影响之深远”，其重要的原因“是在于它无情地暴露了当时的封建统治阶层的腐朽和愚昧，辛辣地讽刺了当时在‘八股制艺’下讨生活的文人，特别是它热情地赞美了来自社会底层的富于反抗精神和创造才能的‘小人物’”。这与鲁迅所指出的在这部小说中，“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表现“儒者之奇形怪状”，以及表彰“贞士”、“奇人”的精神是一致的，也都是对程晋芳“穷极文士情态”说的深化与发展。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赞同闲斋老人的“功名富贵”说，如吴组缃在《儒林外史的思想和艺术》一文中，就认为闲序所提出的“功名富贵”说“是全面概括地阐明了这书的主题”。但是吴组缃又深入地分析了这部小说的方方面面，认为这部小说“深刻地揭露了那政治与社会的本质”，“有力地攻击了统治者与社会制度”。这样的评论，已远远超越闲序所揭示的“功名富贵”的范围，较之“功名富贵”说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也有的学人紧紧扣住“反科举”之说，如张慧剑在《〈儒林外史〉及其作者》一文中认为小说集中描写的乃是“统治阶级所推行而为作者所憎恶的科举考试制度”，因为这一制度培养了“一批卑鄙、贪婪、暴虐的人物”。与此同时，张慧剑的文章又认为对“宋学中最反动的理学”，作者也“明白地表示他的反对态度”。在这期间发表的一些论文，大都在揭示《儒林外史》反科举内容的同时，也指出其反理学（或反礼教）的内涵，如姚雪垠《试论〈儒林外史〉的思想性》、吴小如《吴敬梓及其〈儒林外史〉》等。总之，在这次纪念会前后，学者们都努力运用进步的政治观念和先进的文艺理论，对我国小说史上这部杰作进行认真严肃的研讨，许多成果都能做到既全面又系统，达到相当高的水准。如能沿此基础继续深入研究，必当取得更大的成绩。
然而，进入60年代后，对吴敬梓《儒林外史》的研究陷入空前冷寂的境遇。迨至70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约请南京师院（现南京师大）中文系整理《儒林外史》出版。南京师院成立“三结合”的整理小组，在1972年写出“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后分送有关科研机构和高校征求意见，被同行认可，建议尽快定稿。排印稿“前言”对《儒林外史》主题是如此概括的：“通过对康雍乾时期知识阶层精神面貌的描写，嘲讽了程朱理学和八股制艺的腐朽，揭露了它们对知识分子的毒害”。此稿（以下称前言第一稿）虽然产生于那个特殊的年代，但对这部小说的研究依然是继承前人开辟的正确途径进行的，有所继承也有所发展。此后不久，由于形势突变，“儒法斗争”甚嚣尘上，新闻广播里传出复旦大学工农兵学员撰文，认为《儒林外史》是尊法反儒的作品。已排印的“前言”自然不符合这一形势，乃由工农兵学员重新撰写，文前有写于1974年5月29日的“说明”：“此稿系南师中文系二年级工农兵学员，就批林批孔前部分教师所写的《前言》，在系总支领导下，和教师共同讨论修改完成的，现在印发出来，广泛征求意见，希同志们给予我们更大的支持和帮助，搞好这一工作。”（以下称前言第二稿）这篇“前言”自然肯定这部小说的“反儒倾向”，不过仍有所节制，说成是“比较鲜明的反儒倾向”。及至《教育革命通讯》1974年10期发表辽宁师范学院郑轩《儒家知识分子的百丑图——谈〈儒林外史〉》一文，将此书描写儒者之“奇形怪状”一说作了恶性发展，说这部小说的产生，“是历史上批儒反孔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在当前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时候，看一看吴敬梓为我们描绘的这幅发人深省的儒家知识分子的百丑图，是很有教益的”，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批判孔孟之道和儒家教育的难得借鉴。”紧接着有《新教育》1975年3期发表的《对儒家教育的形象批判——读〈儒林外史〉》和《中山大学学报》1976年1期发表的《批判儒家教育思想的生动材料——读〈儒林外史〉》等文。而安徽大学、滁县地区与全椒县则成立了《儒林外史》研究小组，闻知南京师院已经完成人民文学出版社委托的前言撰写，便前往访问交流，并在1975年5月8日印发了他们编写的写作提纲。提纲除序言外，共分六章，书名十分醒目：《反儒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此后，根据这一提纲，完成《儒林群丑的讽刺画卷——评吴敬梓的〈儒林外史〉》，1977年1月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次就印18万册，适应了当时评法批儒的需要。从此“丑史”说不胫而走，它同样肯定“《儒林外史》是具有反儒倾向的”，反复指出小说描写了“儒林群丑”，“儒林丑类”，但也不得不承认“批判科举制度，嘲讽程朱理学和封建礼教，揭露封建政治的腐朽黑暗”，就是《儒林外史》在思想内容方面的主要成就。
与此书出版的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也于1977年1月印行了《儒林外史》（版权页上未有印数），书前有南京师院整理小组写于1976年6月的前言——《吴敬梓和他的〈儒林外史〉》（以下称为前言第三稿）。此文显然是以该校1972年部分教师所写的“前言”一稿以及1974年5月工农兵学员所写的“前言”二稿为基础修改而成，但放弃了一稿中正确的见解，发展了二稿中不当的提法。例如在第二稿中，只是说该书有“比较鲜明的反儒倾向”，而第三稿则将“比较”二字删去，而且还将《儒林外史》产生时代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说成是“当时，尊儒和反儒的斗争，拥护还是反对程朱理学的斗争十分激烈”。对于当时重印《儒林外史》的意义，认为“对我们反修防修、彻底批判反动的孔孟之道并肃清其流毒的现实斗争，是有借鉴作用的。”
四
“四人帮”粉碎后，学术界也在拨乱反正。南京师范学院学报1977年3期发表了两篇不同看法的文章。丰家骅在《〈儒林外史〉‘反儒学’质疑》一文中，对将此书说成是一部“具有反儒倾向”的小说，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不论在批判、还是在歌颂方面，都是以儒家道德观念作为出发点和标准的”，它“绝不是一部‘批孔’、‘反儒’的小说”。而谈风梁在《“秉持公心、指擿时弊”的讽刺小说——学习鲁迅对〈儒林外史〉的论述》一文中，以鲁迅之“写儒者之奇形怪状”、“洞见所谓儒者之心肝”等评论为据，说“鲁迅认为《儒林外史》是一部具有反儒倾向的小说”。开封师范学院学报1977年6期发表任访秋《反儒欤？尊儒？——就〈儒林外史〉思想主流问题谈一点看法》，认为“不论从吴敬梓的家庭出身、学术思想的渊源，以及《外史》中所标榜的正面人物，都难得出‘《儒林外史》的思想主题是反儒的’这一结论”，“与其说它是‘反儒’，毋宁说它是尊儒”。针对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前言（即三稿）所云吴敬梓“用经学新解等曲折、隐蔽的方式进行反理学斗争”以为他们所言的“具有鲜明反儒倾向”之说张目，陈美林认为“有必要对吴敬梓的‘治经’问题进行一番认真的考察”，发表了《略论吴敬梓的“治经问题”》（《南京师院学报》1977年4期），在详尽考察吴敬梓有关《诗》、《书》二经的言论后，认为不宜将他的“治经”观点象有些论文那样拔高为具有“唯物主义的卓识”和“批判精神”，并认为以他的“治经”观点是不能“坐实《儒林外史》具有批孔反儒的价值”的。
经过几年的拨乱反正，学术研究也趋向正常和繁荣。1981年适逢吴敬梓诞辰280周年，在安徽滁州地区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会和学术讨论会。据唐先田的会议综述可知（见安徽人民出版社《儒林外史研究论集》），与会“许多同志”认为，对小说所描写的“大多数的读书人”，“都不能称之为彻里彻外的丑类”，也就是说不同意所谓的“丑史”说。会议主办者还编辑了两期《吴敬梓研究》，刊载了一些同志的发言摘要。不少学者对《儒林外史》的主题提出一些见解，如郭因认为它“是一部知识分子的痛史”。会后，傅继馥在《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1期发表《一代文人的厄运——〈儒林外史〉主题新探》，也认为《儒林外史》写的是“儒林痛史”而不是“儒林丑史”。陈美林在提交的论文《鲁迅与吴敬梓》中则明确提出“《儒林外史》是反映清初知识分子生活的长篇小说”，认为作品围绕着八股制艺与程朱理学如何毒害士人而展开，同时也塑造了一些力图摆脱控制、追求理想的知识分子形象。在大会发言中，陈美林还提出“要把《儒林外史》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中来研究，例如与这部小说有关的科举制度问题、八股文问题、汉学与宋学问题，这都是与当时知识分子密切有关的问题”。陈美林于1978年撰写、1981年改定，到1986年方始出版的《古典文学论丛》第5辑中的《〈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长篇小说》，对此有详尽的论说。而滕云在《世相、人情与人物——读〈儒林外史〉札记》中则认为该书“笔触不限于儒林”，而是“以描摹世相为依归”。总之，这次会议前后发表的论文或发言，大都屏弃了“丑史”、“反儒”说。在提出“痛史”说之外，还对前此的“穷极文士情态”、批判八股科举、反对虚伪礼教、抨击社会黑暗等说，有更为详尽的发挥。原先坚持“反儒”、“丑史”说者，对自己的观点也有所修正。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儒林外史》前言执笔者，1981年重新做了修改（以下称前言四稿），已将“鲜明的反儒倾向”等字样去掉，但在文末依然做了些“不符实际”的说明与辩护。1984年，在南京举行纪念吴敬梓逝世230周年学术讨论会，有学者对“丑史”说做了重新估价，如王永健在《〈儒林外史〉是突出“儒林丑史”的讽刺小说》一文中，根据斯大林《致费里克斯•康同志》信中所说作品的价值是由它的“总的倾向决定的”，
认为“在内容上强调它是‘丑史’，恰恰是抓住了它有别于其他小说名著的主要东西”。不过，对王永健此说，不少学人表示不同意见，并纷纷提出自己的见解。潘君昭的《论〈儒林外史〉的主题思想和结构艺术》认为此书的主旨在于表达作者“富国裕民、作育英才”的理想；戴燕的《从马二先生到四大奇人——〈儒林外史〉对封建文化的深刻批判和对新文化的模糊向往》（以上二文均见《南京师大学报》1985年1期），认为这部小说是表现作者对封建文化的批判及其对新文化的模糊向往；杜贵晨的《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论〈儒林外史〉的结构主线》（后发表于《齐鲁学刊》1986年1期），认为说“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不仅道出此书主题之所在，更点明了此书结构的主线”，是“十分正确的”。而尚达翔发表在《殷都学刊》1987年2期的《〈儒林外史〉的主题思想究竟是什么？》则认为“以功名富贵为主题”“却失之于宽泛”，此书实在是“对名为假托明中叶实为清中叶统治集团大力推行科举的八股取士制（或曰八股科举制）所产生弊多（疑“多”为“端”之误）的批判”。
陈美林在发表《试论〈儒林外史〉对科举弊端的暴露与批判》（《南京师大学报》1985年1期）、《试论〈儒林外史〉对封建道德的暴露与批判》（《明清小说研究》1985年1期），专门评论这部小说批判八股科举和封建礼教两个重要内容的同时，又连续发表《试论吴敬梓对科举制度的批判及其对知识分子出路的探寻》（《明清小说研究》1991年4期）、《知识分子人生之路的探寻》（《江淮论坛》1994年5期）等文，在他以前论及小说主旨是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基础上，更深一步地发掘这部小说的意义，认为吴敬梓以他的《儒林外史》不仅“完成了一部18世纪知识分子生活史”，而且“表现出作者对知识分子出路的不断探寻”。90年代，认为这部小说是反映士人生活为主旨的论著颇为多见，如卢敬川《一幅围着‘功名富贵’旋转的世相图——对〈儒林外史〉主题的再认识》（《江汉论坛》1991年7期），认为《儒林外史》是“以反映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生活和命运为主兼以反映明清时代的世相小说、社会小说”。在1996年举行的国际《儒林外史》学术讨论会上更有6篇论文涉及此说，如萧相恺《抨击日下世风、探寻士子人格建构的书——也谈〈儒林外史〉的主题》认为它“是一部反映士林生活的书，一部世情书”，它的主题是“对日下世风的抨击、对知识分子人格建构的探求”（《明清小说研究》1996年4期）。其他如冯保善《〈儒林外史〉对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艰难探索》、宁稼雨《从〈世说新语〉到〈儒林外史〉》、黄强《从〈儒林外史〉看明清八股文人的心理痼疾》、平慧善、叶岗《儒林士子的分途嬗变》、曾杨华《论匡超人》等。
90年代，还有一些论文是探讨这部小说的文化意蕴的，如王平《〈儒林外史〉：文化反思与整合的艺术显示》（《天津师大学报》1995年5期），认为它“是一部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和清醒文化意识的古典小说”。孟祥荣、吴柏森在《儒学现状与命运的省思——〈儒林外史〉主题平议》（《明清小说研究》1996年4期）中，认为将此书的“主旨归于反对科举制度或者八股取士，也是有其相当的片面性”，认为“它是一部文化反思的著作，具有清醒的文化意识和丰富的文化蕴涵”。类似的讨论尚有皋于厚《祭泰伯祠与〈儒林外史〉的文化意向》（《南京师大学报》1993年2期）、胡发贵《一曲文坛的挽歌：试论〈儒林外史〉的文化意蕴》（《明清小说研究》1994年2期）等文章。
总之，回顾20世纪关于《儒林外史》主题的各种不同表述，无不与这部小说问世不久之后出现的最有代表性的两种提法即“穷极文士情态”、“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关。在这两种说法的基础上，发展为批判八股科举、抨击封建礼教、揭擿社会黑暗、反映知识分子的生活、思想状况以及对自身出路的探寻、对封建文化的反思等等。这正表明《儒林外史》作为一部作家创作的小说，它必然自觉或不自觉、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表露了自己对现实社会的艺术认识和一己感受，这是作品的客观存在，不因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读者而能完全变更的作品本身的蕴涵。但是，文学作品又是一种特殊的客观存在，评者、读者的接受也在显示或影响着它的意义和价值。不同文化背景的评者、读者，对于作品主旨的理解和认识自会有所不同。但这些不同毕竟不能从根本上违背作品自身的客观蕴涵。对《儒林外史》主题的理解也是如此。批评八股科举、抨击封建礼教、揭擿社会黑暗、探索士人出路、反思旧的文化等等，都不能游离于小说中所描写的形形色色的士人的生活、思想状况。作者的描写与反思，正是从他同时代的士人实际出发的。对作品主旨的理解既要求追本溯源，探究原委，当然也须考虑时有献替，代有因革。各种见解，可以齐放，但不能离开文本，任意解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