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源远流长，史学评论并非无源之水。近年来，不少有识之士奔走呼号，身体力行，有关史学评论的论著开始出现。
按照中国史学史专家瞿林东教授的研究，古代的史学批评相当发达，并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刘知几写成于唐中宗景龙四年（公元710年）的《史通》，“商榷史篇”，“辨其指归”，“多讥往哲，喜述前非”，（《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第11页）是一部有名的史学评论著作，后人称刘“心细而眼明，舌长而笔辣”。北宋吴缜撰《新唐书纠谬》和《五代史纂误》，专就一部史书的不足进行评论，并提出一部优秀的史书应在“编次、事实、详略、取舍、褒贬、文采”方面，“莫不适当，嵇诸前人而不谬，传之后世而无疑，……使后学观之而莫敢轻议。”（瞿林东《纵横》第15页）章学诚《文史通义》也是一部古代的史学批评名著。
中山大学教授林家有在《书评的落后必然导致史学的落后》（《近代史研究》1999年1期）中说：“文学有‘文学评论’，史学为何不可以来个‘史学评论’？加强史学评论是当前史学研究中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这不仅仅是由于当前史学界出现了某些不规范的现象，需要‘纠偏’，更重要的是应让书评发挥其独特功能。”（《史学新书评（1998-99）》第461页）史学评论具有推介性、导向性和评判性，“所谓推介性就是将某史家的史书按史德、史学、史识和史才做客观的公正的实事求是的推介。所谓导向性就是坚持正确的史学评判原则评论史书的优长与不足，成功与失败，正确与错误。所谓评判性就是就史书本身的要求去指明史书的长短，比如对史料的搜集与鉴别、史书的新意义与新价值、史观的正误、结论的正确与否等做出评判。”（同上，第462页）瞿林东教授在《史学评论和史学工作者的自我意识》（《安徽史学》1987年第4期）中强调：史学评论是史学工作者自我意识的表现，“史学评论，通过对史学思想、著作、思潮发表诚恳的和负责任的评论，对于把史学工作者的这种自我意识（包括评论者的自我意识）推进到比较高的自觉阶段，是会有帮助的。”史学评论不是小摆设和点缀品，“实在是当前史学工作中不可忽视的一项严肃的事业。”（瞿林东《史学与史学评论》第568页）
在国外，比如美国，无论是刊物还是学者都一向是非常重视史学评论的。著名的史学刊物如《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895- )、《美国历史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1964-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1914-64)、《威廉-玛丽季刊》(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1892- )、《南部史杂志》(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1935- )等，每期都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登载评论和书评。此外，还有专门的《美国史书评》季刊（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A Quarterly Journal of Criticism,1973- ）。有许多史学大家同时也是书评和评论家，如著名的美国南部史专家、耶鲁大学教授C. Vann Woodward 写有233篇书评，著名的美国早期史专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Jack P. Greene的代表性著作之一Interpreting Early America: Historiographical Essays，就是一部专门关于美国早期史研究的史学评论集（24篇）。这些先进经验是值得借鉴与学习的。
一方面，这是史学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学术规范、学风建设和学术创新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还是学术素质培养的主观需求，也是个人志趣与寻求同志之途。周祥森指出：“史学批评是历史学进行学术争鸣和实现学术民主的最有效途径。史学批评是史学发展的兴奋剂或激素。新世纪中国历史学科的发展内在地要求史学批评与其同步发展。在新的世纪里，史学批评如果得不到较大的发展，整个历史学的发展也将成为一句漂亮的空话。”（见《史学评论：21世纪中国历史学学科发展的一大趋势》，学术批评网2002年1月13日）
窃以为，在历史系高年纪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应创造条件开设“史学评论”课，是非常必要的。
首先，这是中国史学发展的迫切要求。“没有批评就没有发展。史学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史学批评来实现的。”（瞿林东《纵横》第14页）“史学的进步、发展，或隐或显，总伴随着史学批评。”（《纵横》第133页）通过这样的专业评论，可以掌握全面的学术信息，及时追踪前沿学术动态，促进学术交流、沟通与理解，培植优良的学风与文风，强化学术自律意识与他律意识，营造健康、文明、民主的学术氛围，共同建设和维护中国历史学学术共同体的形象与尊严。
其次，史学评论是史学发展、学术创新的必经之路。学术规范、学风建设的客观要求，也为史学评论提供了重要基础。史学评论是学术民主的标志，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体现。南京大学教授茅家琦认为，“史学评论就是促进史学研究推陈出新的有效手段。如果书评的意见正确，就推动了有关问题的研究。对书评中的意见，如果原作者认为不正确，要进行答辩，他必须再深入阐述自己的观点。如果其他学者也不赞同书评中的意见，要参与讨论，他也要进一步研究有关问题。以上三种情况都能促进史学繁荣，将有关问题的研究水平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史学新书评（1998-99）》第456-457页）林家有教授指出，“书评的落后必然会导致史学的落后，所以，书评应与史学研究同步发展，才能为史学的现在和未来营造一个正常的宽松的学术环境，并指导中国的史学沿着一个正确的路向发展”。（《史学新书评（1998-99）》第461页）因此，史学评论与史学的进步与繁荣应当是良性互动、共生共荣的双赢格局。
再次，史学评论可以成为学术素质培养的重要环节。把读书、思考、写作、讨论联系在一起，能说会写。美国高校培养研究生的读书研讨课（Seminars），也主要是融合读书、评论和写作而以培养学生综合学术素质的主干课程。就学生而言，除了听课外，通过史学评论写作实践，将阅读、思考、写作三位一体化，再加上教师讲评、自由讨论，努力营造一种学术民主、学术自由的新环境。通过这样的新式课程的试验，可以尝试改变大学教学中“满堂灌”、教师照本宣科（放音机）、学生记笔记（录音机）的状况，把课堂气氛由死气沉沉变为生动活泼，使学生由被动灌输改为主动参与，在自我培育、自我规训的兴趣和兴奋中，乐于读书、思考、写作和讨论。
最后，通过史学评论这样一个新的平台，可以寻觅同道同好，同甘共苦，努力开辟一片史学新领域，争取打开一个学术新天地。
这既包括人际关系的陷阱，也含有不务正业的指责，还有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氛围的制约。
刘知几《史通》“自叙”感慨“常恨时无同好”，章学城《文史通义》“家书二”说“知己落落”。（瞿林东《纵横》第21页）章学诚评论刘知几说：“《史通》多讥先哲，后人必不服从，至今相去千年，其言颇验。盖其卓识不灭，史家阴用其法；其论锋可畏，故人多阳毁其书。”评论《新唐书纠谬》说：“人情不容一人独是，故击人者人恒击之。”（参《纵横》第171页）
史学评论的孤独境遇是与书评的落寂状态是一脉相承的。已故著名作家、翻译家、书评家、原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萧乾一生热爱书评，他当年在燕京大学的毕业论文就是7万字的《书评研究》，被视作中国书评研究的奠基之作。毕业后长期编辑《大公报》副刊，组编了大量书评，提出“我们需要两个批评学者，六个批评家，五十个书评家”，不遗余力地提倡和推动书评的发展。半个世纪之后，1987年9月27日他在为重刊《书评研究》写的序《未完成的梦》中感慨：“为什么说当年那样提倡书评、鼓吹书评的重要性是天真呢？请听听一个奔八十的糟老头子说几句世故话吧。老早我就懂得了在中国想干点什么，说点什么，都得先问问国情。国情是无形的，因为它既没有明文规定，甚至也找不到哪一位来坦率指出。它，只能心领而不可言传。只有在碰了钉子之后，你才会恍然大悟：原来这使不得！到那时候多半已悔之晚矣。”萧乾先生总结道：“旨在为读者当读书咨询者的书评之所以树立不起来，就是因为中国写书的人大都只允许你褒，容不得你贬，即使你贬得蛮有道理。一本书出来，如果谁也不吭一声，写书的人倒并不在乎。说上点子好话，自然就不胜感激；倘若你历数一本书的七分好，同时也指出它的三分差，麻烦就来了。正面申辩，甚至抗议，本无不可。然而不。他会在另外场合挑眼找岔，为几个字竟然能结下多年深仇，在你料想不到的时刻和场合，大做起文章。倘若能发明出一种足以洞察积怨的显微镜，并用它来照照历次运动中的发言，大批判栏上的声讨，那必然会触目惊心。”（原载《人民日报》1987年10月3、4日）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局长、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伍杰先生说，写书评要有“十不怕精神”，即不怕得罪人，不怕挨骂，不怕孤立，不怕打击报复，不怕得不偿失，不怕困难，不怕吃亏，不怕落埋怨，不怕打官司，不怕别人给戴帽子。（《我的书评观与书评》第149页）已故《历史研究》前主编张亦工先生评论说，“令人遗憾的是，许多专家学者还没有真正重视学术评论和图书评论工作，许多专家学者不大情愿写书评，甚至认为书评不是学术。这显然是一种简单化的不合时宜的看法。”（《史学新书评（1998-99）》第472页、474页）
一门学科能否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或学科分支，一般应具备如下前提或标志：第一，是否有学者以此为专门的学术事业或主攻学术方向。第二，是否有关于该领域的系统的理论性著作问世。第三，是否有公认的、专业性的公共学术园地。第四，是否在主流大学的专业课程设置与教学中占有其应有的学术地位。
到目前为止，尽管有不少学者对史学评论给予关注、呼吁，还有一些专家身体力行撰写过不少有重大学术价值、有广泛学术影响的史学评论作品，但似乎尚无人以史学评论作为自己的学术专业或主攻方向。
近年来，出版过一些关于史学评论的文章汇集著作，如瞿林东教授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1994年版）和《史学与史学评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王学典教授的《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拙著《史学评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历史研究》等首都七家史学刊物书评联合工作小组还编辑出版了两种《史学新书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文集。不过，把史学评论作为一门学科来加以系统的、专门的讨论和研究的著作，迄今尚付阙如。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包括《历史研究》等在内的首都七家著名史学刊物，曾经联合就改进史学书评工作做出了很大努力，除各自的“书评”专栏外，还共同开设“联合书评”栏目。《史学月刊》从2000年起开办了“史学评论”专栏。学术批评网一直设有“史学评论”专栏。《学术界》自2000年起开设“学术批评”专栏，《社会科学论坛》自2005年改版起开设“学术评论”专栏。周祥森编审创办并主持了史学评论网。不过，迄今还没有关于史学评论的专业学术刊物。
据我所知，除了本人曾于2000-2001学年下学期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率先开设过“史学评论”选修课外，我国还没有任何一所著名大学的历史系开设过以“史学评论”命名的专业课程。
据此而判断，在中国史学界，史学评论目前处于初创阶段，具有明显不成熟性，还远远不足以构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或分支学科。
在谈到“要重视呼吁，更要重视实践”时，瞿林东教授曾提出：“发展史学评论，当然要有呼吁，要有有份量的文章来阐述其重要性，探讨史学评论的理论和方法。但是，仅有这种呼吁是不够的，是很难推动史学评论走向繁荣的，因此还必须下大力气致力于史学评论的实践。”为此，第一，“我建议有志于此的同行和读者，把史学评论纳入自己的研究计划和撰述计划，每年写二至三篇评论（包括书评），
这对于活跃史学评论，开阔自己的视野，吸收新的研究成果，都是必要的。至于名家撰写史学评论文章，我看至少有两条好处，一是能够起到表率的作用，一是以其真知灼见影响史学工作的发展。”第二，“我还有一个建议：可否在大学历史系高年级学生和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中开设‘史学评论’选修课程，由教师提出书目，学生选读，或者在教师指导下组织读书会，然后写出评论文章。这对于培养良好的学风，提高年轻一代史学工作者的分析能力和理论水平，促进史学评论的发展将有所裨益。”（瞿林东《史学与史学评论》第568页）这些建议都是切实可行的，应当引起重视和回应。
第一，有条件的大学历史系，应把开设“史学评论”课作为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的重要环节。如果进入不了课堂，那么再好的理念也变不成公共知识资源。
第二，有条件的出版社或教学、科研机构，应创造条件，创办专业性学术刊物——《史学评论》（月刊）。专业刊物是成果发表、学术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台。在专业刊物创办前，建议有关的专业刊物（如《历史研究》《史学月刊》）等加大对史学评论作品发表与支持的力度。
第三，建议成立专业性学会组织。考虑到目前注册成立全国性学会之几乎不可能这一现实，因此不妨取变通之策。比如，在中国史学会名下成立史学评论专业委员会。
第四，呼吁更多的学者关注、支持史学评论。近年来，已经有不少史学工作者如瞿林东、王学典、葛剑雄、曹树基、黄安年、周祥森、赵世瑜、李剑鸣、任东来、孟彦弘、罗志田、王戎笙等，为推动史学评论的发展已经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但这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有更多的人参与其中。“撰写书评不但是学术工作，而且是只有专家才有资格承担的繁难的学术工作，对学术界有参考和指导的作用，应当受到学术界的特别重视。”（张亦工语）
第五，建议全国社会科学规划办、教育部对于史学评论这样的边缘学科给予必要扶持。在目前尚不完备的学术评价体制下，无论是从事史学评论的教学还是研究，都是难以得到公正评价的，甚至受到挤压和歧视。名不正则言不顺。因此，把史学评论列入国家课题研究的支持序列，既有正名之激励，也不乏雪中送炭之慷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曾把“当代史学评论研究”列入资助课题，这是一个可喜的开端，期望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扶持与资助的力度。
我们有理由相信，学科评论将是影响和制约中国学术进一步发展与繁荣的支撑性基础学科。同样，也有理由期望，史学评论将完全有可能成为突破学科评论发展瓶颈的先锋。
2005年7月8日
（杨玉圣：中国政法大学美国政治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载《历史学家茶座》第2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