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自然”还是“以人为本”？近来，“何汪之争”已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有趣的是，这场“天人关系”之争，尽管在意识形态或曰“主义”上似乎针锋相对，但落实到具体案例或曰“问题”上，双方似乎又没有什么交锋：汪永晨以谴责三门峡之类“人祸”工程来表明“敬畏自然”的立场，而何祚庥的“以人为本”似乎也不妨碍他同样认为这些工程应该
否定。而何一方以“小行星撞地球”之类的假设来证明应“以人为本”，汪一方也并不因“敬畏自然”就主张放任灾难坐待灭亡。
而实际上谁都清楚：如果说未来人类是否会因为过分“敬畏自然”而坐视小行星撞毁地球，还只是个假设中的问题，那么当年之所以发生三门峡之“人祸”，肯定不是因为那时过分“以人为本”。上世纪50年代世界上尚未出现“绿色潮流”，可是像三门峡那样严重的“人祸”工程，在那时的世界上也算极罕见吧。“文革”时期是个人性泯灭时代，人道主义(即所谓以人为本)不仅在实践中被践踏，在理论上更被粗暴批判，而比三门峡更甚的“人祸工程”(如昔阳县的“西水东调”等)恰恰在那时泛滥成灾。另一方面，当年勇于抵制“人祸”的先贤，如“水利良心”黄万里先生等，也并非出于环保理念，更不是出于反对“科学之僭妄”的后现代立场，而恰恰是出于尊重科学、维护人民利益的赤诚不惜得罪权贵的。后来对三峡工程持异议的李锐等人也是如此。
李老反对上三峡工程，但并不一般地反对水电工程，相反，他还是“水主火辅”、水电优先的提倡者。他反对上三峡工程的理由之一，就是该工程占用资金太大，会影响上游的水电开发。
当然，那时的人们抵制“人祸”主要并非出于环保动机，这并不是说今人就不能从环保生态角度进行这样的抵制。但是不仅那时的“人祸”之损害“人本”绝不亚于损害“自然”，甚至直到今天，汪永晨们为之痛心疾首的无数大坝和大工程得以遍地开花，无视“人本”仍然是主要原因。我国在征地、拆迁、移民等方面具有的体制“优越性”，常常为一些“大工程主义者”津津乐道，在“以官为本”体制下为追求政绩而损害“人本”或人民权益的事屡屡发生，土地说圈就圈，人要赶走就赶走。当年三门峡遗留的移民问题至今未了结，今天不少大工程又重蹈覆辙。如果此弊不除，只是意识形态从“以人为本”改成“敬畏自然”，在旧体制下用以前追求“产值政绩”的做法来追求今天的“环保政绩”，只怕是“自然”未必能保，而“人本”反受其害。
更进一步讲，虽然如今有人喜欢说我们古代的“天人合一”学说就是环保思想的来源，其实谁都明白当今的“绿色潮流”源自人文精神的新发展。历史上西方所谓人文精神针对的问题曾经有个大转变，早期即所谓文艺复兴与启蒙时代，人文主义主要是针对中世纪的“神文主义”而言，针对那时过浓的宗教文化、信仰至上、性灵玄谈对人的束缚，那时的启蒙者提倡世俗主义、理性至上、科学实证。但到了19世纪后，从工业文明中兴起的理性与世俗化的过分扩张，导致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科学异化、物质主义和智性的僭妄成为主要问题，这时所谓的人文精神就反过来带有了浓厚的解构理性、呼唤信仰、重塑心灵、反思“科学”的色彩。
“科玄论战”中的所谓玄学(“人生观”之学)，汤因比所谓的“回归神性”和当今环保主义者所谓的“敬畏自然”，其实都是这新一代人文精神的体现。从这个角度讲，“敬畏自然”就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与时俱进”后的新版本。尽管从表象上看，这好像是向“前现代”的复归——国外有学者就直接称之为“新的中世纪”。在薄伽丘和培根的时代，面对不食人间烟火的修道院气氛和过分“神圣庄严”的生活，饮食男女与“知识就是力量”意味着人文精神。然而到了荣格与汤因比的时代，面对灯红酒绿的曼哈顿气氛和工具理性化的生活，“人文精神”却越来越带有宗教色彩了。正如荣格所说：近代人寻找智慧，现代人寻找灵魂。因此何祚庥、方舟子感到“敬畏自然”之说带有“反科学”、“反启蒙”的味道，并不是没有来由的。
不过，辩证唯物论者何祚庥先生应该很熟悉“否定之否定规律”：这种表面上的“回归”实质上是“上升的螺旋”，而不是真的要回到过去——至少在西方的背景下它绝不是回到过去。在这个意义上，“敬畏自然”的确是反思“科学”——也可以表述为反“科学主义”，但绝不是“反科学”，更不是回归迷信。
它也不是反“人本”，虽然汪永晨女士对“敬畏自然”与“人本”的关系讲述得并不好，但何祚庥要用“武松打虎还是虎吃武松”的诘问来驳倒“自然”的敬畏者，也是太简单了。
然而，外来的“主义”面对我们的“问题”都需要重新核对切入点。在最基本的人类价值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科学与信仰都是无国界的。但是，不同的科学家与信仰者面对的问题往往非常不同。人文精神在西方前后所追求的那些价值，也是我们所追求的。就此而言，“以人为本”与“敬畏自然”都是有价值的。但是我向来主张“主义可拿来，问题须土产”，“倡言普世价值，慎言普世问题”。就人文精神的发展而言，在西方它面对的先是宗教与神文背景的压抑，后是理性与“科学异化”的束缚。但是在中国，它过去与现在面对的都是另一些问题。
传统中国过去虽也被称为“封建社会”，但并无西方中世纪那样强大的教会和浓郁的宗教传统，压迫人性的主要是世俗的专制权力，而近代中国并未有过发达的工业文明，也谈不上西方意义上的理性扩张与科学异化，压迫人性的实际上还是世俗专制权力。因此，西方人文主义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的表述方式，都不能原文照搬地应用于中国的“问题”。如果说西方中世纪理性被“信仰”所压抑，科学成为神学的奴婢；而现在，情感又被“理性”所压抑，心灵成为“科学”的奴婢，那么在中国，信仰与理性都没有那么大的权威，而科学与神学同样受制于一些东西。如果说在西方，人的解放过去意味着摆脱宗教教条的束缚，现在意味着克服科学和理性的异化，那么在中国，人的解放过去无须如此强烈的反宗教色彩，现在也无须追赶“反科学”的时髦。舍此，我们就既没有爱智求真的真科学，也没有爱善求美的真信仰，而在德性与智性都受压抑的情况下，只怕是“自然”破坏易，“人本”弘扬难。
所以，在今天的中国，“敬畏自然”与“以人为本”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矛盾。正如在经济上我们面临的并不是“自由放任还是福利国家”的问题一样，在“天人关系”上我们也无须在“自然”与“人本”间作出选择。西方的问题姑且不论，至少在中国，经济上如果说自由不足，并非因为福利太高；而福利保障缺乏也并非因为自由过分。同样，今天我们面临的环境破坏，并不是由于“人本主义”太多，人本未张也不是过分讲究生态保护之故。我并不认为“天人关系”在一切情况下都能保持和谐。但在今日的中国，尽管技术意义上的人口与资源比例的确十分紧张，制度意义上的“天人关系”还是可以处理好的。（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