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理论问题与前沿问题
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研究从史前社会到公元17世纪的历史。学科研究的地域范围主要包括古代希腊罗马、古代西亚北非；中世纪西欧和东欧、古代东亚、南亚、中亚和西亚。此外，研究领域还包括古代中世纪中西交通史和中西古代社会的比较研究等。
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继续关注传统问题，如古代社会政治制度、文明发展、封建制度、文艺复兴等。同时，出现了一批角度新、材料新、观点新的研究成果。表现在：（1）在更高的层次上关注重大理论问题和前沿问题，并利用新理论、新方法进行微观研究。（2）关注更加注重专题研究，逐渐摆脱了以往通史性的研究模式，在某些领域出现了一批精深的研究成果。（3）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大，不但以前少有研究的俄罗斯古代史、朝鲜古代史均有研究成果出现，在传统的热点研究领域，也有所扩展。如古代希腊史研究不仅继续关注古典时代的希腊，在时间上继续向早期的荷马时代、殖民时代扩展。学者们开始关注希腊化时代的罗马人、罗马统治时期的希腊人等问题。（4）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日益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关于国际学术界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如中世纪史研究中的社会经济史、古代史研究中的早期国家问题、疾病与社会政治关系等也都体现在我国学者的研究中。
在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后，中国学者重新思考世界史研究中的重要理论问题，既关注理论本身，也积极运用一些理论解决历史问题。马克垚指出，二战后出现了众多的世界史编撰体系。由于对世界历史的较成熟的认知体系还未产生，这些世界史著述在开创之初都面临如何克服欧洲中心论的问题。许多学者批评欧洲中心论，致力于建立新的世界史，但仍未获得显著成绩。因为我们的世界史体系由西方学者建立，是根据欧洲经验得出的，其中有客观的一面，也有欧洲中心论的一面。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史学，是学习西方史学后建立的，缺乏从自己的历史出发建立的理论。现在的世界史只是一种“准世界史”。彭小瑜指出，在历史研究中，意识到西方中心论并努力祛魅是必要的，但也要意识到西方历史与文化的接受和传播是在自己独特的东方背景中进行的，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西方历史与文化的东方式误读。在中世纪与近代早期西方历史和文化领域，这种误读主要体现在宗教与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启蒙运动与宗教改革、修道生活与“禁欲主义”以及教皇权力的相关研究和评价上。根本的出路在于相关学术史的积极梳理以及学科制度、学术作品生产机制的调整上。
全球史与整体史研究是近年来国际国内史学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从古代史研究的角度来说，整体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有助于我们解决传统史学研究方法所无法顾及的一些问题，如边缘地区与核心地区关系的问题。郭方进一步阐述了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缘起、发展及其对史学研究的贡献。刘健着重讨论了世界体系理论在古代史，特别是古代两河流域地区史前历史研究中的应用，指出类似世界体系的交流网络在古代两河流域社会乌鲁克时代已经存在。
国家起源及早期发展问题是近年来世界史学界讨论比较热烈的问题，世界史学者不仅向国内介绍了大量国外学术界有关国家起源问题的理论观点，也积极参与探索中国及其他国家的早期国家问题。易建平近年来撰写出版了一系列著作、文章向国内学者介绍国外学术界关于早期国家研究的理论成果及自己的研究和观点，也获得了一些反响，为此，易建平给予了回应，并提出自己的观点。李安山分析了战争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并以战利品的赏赐和人力资源的利用为例，探讨了古代战争对政治权力的影响。沈长云指出，当代人类学者提出的酋邦理论，对于完善马克思主义有关人类早期社会组织进化的学说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也对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和形成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学者们更注意关注学科前沿问题，总结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状况。郭小凌、祝宏俊和黄春高分别从世界上古史和中世纪史的角度总结了近年来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状况。徐建新总结了近年来国家起源研究的热点、难点问题。赵文洪从学科角度总结和介绍了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研究特点。王中斐、陈丛文则对中国学术界关注的“封建问题”进行了综述总结。
2 古代东方史研究
近年来，中国的古代东方史研究，特别是西亚北非史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相关成果出版发表。西亚北非史研究的主题涉及面越来越广，学者们运用丰富的原始资料，从细致的史料分析、文字考证入手，研究古代西亚北非历史上的具体问题，并运用现代史学理论，研究一些宏观问题。
古代西亚史研究更加关注古代两河流域历史上重要的历史时代、政治事件和政治制度。对于目前仍然处于初创阶段的两河流域史研究来说，这样的选题非常有助于普及古代两河流域历史，使得中国史学界对于该地区历史有更全面的了解。吴宇虹深入研究了吉尔苏出土的“夫人庄园”的档案，认为乌如卡吉那是合法地从前任卢旮勒安达的手中继承王位，并不像某些学者推测的那样，是通过“革命”推翻前任。在政治、经济、宗教、法律以及财产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等方面始终维持传统的制度，沿用前任的方针和政策，并没有进行任何重大的改革。刘健从早期国家发展的角度关注古巴比伦时期在两河流域国家形成和早期发展序列中的作用和地位，指出通过颁布成文法律、确定社会等级制度、实行成熟的外交政策、建立完备的官僚制度和国家机器，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在古巴比伦时期形成，古代两河流域国家发展达到第一个鼎盛时期。
学者们继续在深入研究史料上下功夫，拱玉书的《升起来吧！像太阳一样———解析苏美尔史诗〈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从不同角度对苏美尔史诗《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进行了解析，对文本进行新的阐释与解读，对相关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与某些概念进行阐释和解读，并对西方学界的研究进行梳理和评估，是一部真正与国际学界接轨的著作。李政的《赫梯条约研究》对原始条约文献进行解读、对赫梯条约进行归类研究，提出了创新性观点。
古代西亚史研究仍然关注国际、国内史学界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如社会史研究。如对于收养关系、创世神话的研究，霍文勇、吴宇虹根据对奴孜地区原始收养文件的研究，指出其收养制度不同于现代通常意义上的收养，它们大多与土地所有权有着直接的联系。收养的发生与发展都主要以获得经济利益为驱动力。国洪更指出，古代两河流域在不同的时期分别有主角各异的创世神话。古代两河流域创世神话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工具之一，其发展演变与不同时期的保护神地位的提升有直接的关系，而后者的变化又与古代两河流域历史的发展密切相关。此外，普及两河流域史知识成为亮点，古代两河流域史是国内研究非常薄弱的学科，关注并普及两河流域史知识应是学者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古代埃及研究关注古代埃及历史上的多个方面，从埃及国王的王陵、埃及文字及埃及妇女等多个角度深入研究了埃及人的来世观念、埃及文字及王名的来源、埃及贵族子女的教育等问题。金寿福指出，古代埃及王陵的建造，无论在人力还是物力方面对国家都是一个巨大的负担。陵墓的大小不可避免地受国力的限制，但是在选择王陵的位置以及决定王陵的规模和结构方面，当时的宗教特别是来世观念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从古代埃及“说教文”看当时妇女的地位》一文中，金寿福研究了说教文在古代埃及历史中的作用。颜海英对史前时期的埃及陶器刻画符号进行系统的介绍，就这些符号的内容、与文字的关系等问题提出看法。此外，学者们还分别研究了埃及人的历史观、埃及官僚体制中的维西尔、埃及木乃伊、埃及宗教等问题。但是，鉴于目前国内古代埃及史研究仍然比较薄弱的现状，关于埃及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传统史学问题，仍然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以填补国内史学界关于埃及史研究的空白。
近年来，开始有学者关注犹太人的历史，关注犹太人的历史记录、犹太人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活动及所发挥的作用。宋立宏从史料学的角度归纳了西方学界对于犹太人铭文的研究成果，并讨论了罗马统治时期犹太人的遭遇。此外，学者们还关注中世纪犹太人的社会生活。
3 古代希腊罗马
古代希腊与罗马研究是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中的传统领域。在古代希腊史研究中，学者们继续关注传统的城邦政治研究，仍然以研究雅典的民主制度为主要内容。近年来受学者关注的希腊神话与历史关系的研究有进一步进展。王以欣、王敦书研究了古希腊历史时期忒拜流传的两则城市创建故事。
古希腊史研究还关注了多个或传统、或创新的课题。学者们发表了一些传统主题的成果，诸如希腊哲学、希腊文明特点、希腊奴隶制问题等。近年来，学者们非常注重研究希腊古典时代以前的历史。晏绍祥的《荷马社会研究》填补了我国学者在希腊早期社会研究中的空白。学者们分别研究了希腊人早期殖民活动、黑暗时代、早期希腊民族和海盗活动等问题。斯巴达研究也是近年学者日益关注的城邦，关于斯巴达城邦的传统认识有些误区，朱宏才就此提出观点。此外，还有一批成果开辟了希腊研究的新视角，由沈扬、黄洋译校的《吕底亚和希腊铸币的起源：成本和数量》一文，对吕底亚和希腊铸币起源及货币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联进行讨论。这是近些年国际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魏凤莲对于希腊的巴库斯秘仪的研究也是国内学术研究中比较少见的题目。古希腊史研究虽然出现了一些比较新颖的题目，但是，研究重点仍然集中在传统的雅典民主制度研究上，从选题观点的创新性、新资料的发现等方面鲜有新的进展。
古代罗马研究仍然以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政治制度研究为主。学者们研究了罗马共和时期罗马元老院的职能、法律制度、检察官制度、公民问题、共和国的衰亡等问题；学者们对于罗马帝国的关注主题更加广泛，既关注传统研究中军事制度、元首崇拜、文化发展问题，也关注罗马帝国的财政制度。近年来，对于罗马社会婚姻制度的研究比较集中，重点关注社会转型时期的婚姻制度。
学者们非常关注希腊罗马文化的关系，并且深入研究了希腊罗马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外来影响。陈恒指出，希腊化所带来的最伟大影响———特别是罗马和希腊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交流。徐晓旭认为，在罗马统治下，希腊人虽然丧失了政治独立，但作为一个“文化民族”仍葆有其传统的民族认同。黄洋认为，希腊罗马文明在对“东方”诸民族与文明的认知中体现出一种东方主义特征。东方主义乃是西方文明中一个根深蒂固的悠久的思想与话语传统。
古典作家的学说仍然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对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亚里士多德、塔西佗的研究仍然是热点。学者们继续翻译古典作家的著作，并向国内读者引进一些经典的古典学研究著作。这些都有利于国内学术界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拓展研究视野，并向大众更好地介绍国外古典学研究的成果，吸引更多人从事古代史研究工作。
4 中世纪西欧
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一直是国内中世纪史研究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学者们不仅从概念角度研究封建主义问题，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状况进行总结。侯建新从学术史，特别是从实证分析和理论分析两方面，阐明西欧Feudalism是欧洲历史发展的产物，只属于欧洲。王亚平讨论了西欧中世纪社会农民、贵族和教士三个等级，指出他们构成了社会的主体。等级制度构成了中世纪社会的基础，同时也确定了每个等级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但等级本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演变，三个等级本身都有很大的变量。刘林海指出，中世纪西欧的三等级观念是在基督教等级观念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各等级之间既非单纯的平等协作，亦非单纯的层级性不平等关系，而是呈现出复杂的特点。侯树栋研究了德意志封建制度的特点，指出中古时期，德国封建主义的发展具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相对迟缓；二是不完善；三是土地因素重于人身因素。这三个特点对德国王权产生了特殊的影响。
在中国中世纪史研究学界，对于英国中世纪史的研究一直比较完整、深入。英国史学者的研究视野非常广阔，对于英国中世纪政治、经济、宗教、社会问题均有所关注，使英国史成为中世纪史研究领域的强势学科。
学者们最关注的仍然是英国政治史，对于英国国王的政治改革、英国王权特权、王权与教权的关系、英国近代国际形成等问题提出观点。郭方的《英国近代国家的形成》探讨了欧洲从中世纪封建国家向近代资本主义国家过渡的主要问题，以16世纪英国国家机构与职能的变革为重点，根据原始资料与论著，分析了财政机构、枢密院、司法机构、地方政府、议会、教会的重要变革，对于英国王权在这场变革中地位的变化、变革的经济社会背景，
社会等级制度的变化也作了探讨，指出这场变革为以后英国革命的爆发、立宪君主制的建立、资本主义强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陈金锋指出，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英格兰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它既是中世纪鼎盛时期英国历史发展的表现与结果，同时也为近代英国奠定了各方面的基础。施诚研究了作为全国最高封建主的国王享有一系列财政特权。刘城指出，“王权至尊”的确立是英国16世纪宗教改革的核心事件。它确立了王权在宗教和世俗世界独一无二的统治地位。在政治史研究中，对于都铎王朝的研究仍然是重中之重。柴彬研究了都铎王朝时期的教区、治安官，指出其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由于英国对现代世界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因此，学者们也关注英国社会史，重视英国的发展对于世界现代史发展的贡献，在英国民族国家的特点、城市的发展、海外贸易等方面讨论了英国留给现代世界的遗产。此外，学者们还研究了英国社会史领域中的其他问题，例如圣徒崇拜、敞田经营制度等。
中国的西欧中世纪史研究中，德国、法国中世纪史研究一直是薄弱环节，近年来，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有所突破。黄春高选取法国中世纪王权作为突破口，提出路易六世在其统治期间积极伸张王权，不仅改变了此前法国王权孱弱的情况，而且使王权的内容得到充实并使王权的外延扩展。侯树栋则关注德意志王权，提出10~11世纪德意志存在一种帝国教会体制，其实质是王权主导下的王权与教会间的共生共存关系。
西欧中世纪的宗教制度和宗教改革是中国学术界关注的传统问题，近年来，学者们更加重视宗教制度中的一些具体事件、具体人物及其著作，重视宗教改革中的一些小支派，但研究的目的同样是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文艺复兴同样是学术界关注的传统问题，刘明翰提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先进性，不仅表现在新思想、新文化，以及反封建、反神学的蒙昧上，更体现在“以人为本”的先进文化上。王乃耀认为，佛罗伦萨的城市强大是其成为文艺复兴发祥地的根本原因。此外，中世纪史研究者还关注黑死病、农奴制、中世纪骑士、十字军问题、中世纪商业与城市发展问题、欧洲与世界发展的关系问题等。
5 拜占庭、东欧、中东地区和东亚
拜占庭研究以查士丁尼研究为主，主要研究了宗教政策、瘟疫对拜占庭政治发展的影响。陈志强考察了“查士丁尼瘟疫”的历史，指出历史研究者的立场和观察问题的角度常常决定其对史料的选取、考证、解读和运用，进而影响其对历史问题做出的判断。郭云艳研究了拜占廷皇帝查士丁尼宗教政策失败的原因。关于拜占庭帝国的宗教政策，郭苏星评析了君士坦丁一世的宗教政策，认为它是宗教体验与政治动机的有机统一。
东欧古代史研究仍以俄罗斯为主。雷丽平研究了历史上俄罗斯农民的东正教信仰，指出俄罗斯农民的东正教信仰，大量渗透农民自己传统信仰的成分。陈训明则关注莫斯科中国城，认为莫斯科中国城是与克里姆林宫紧紧相连的中心城区。
中东古代史的研究涉猎了古代中东的城市、海洋贸易及文化特点等多个主题。传统的东方学派学者认为，中东中世纪伊斯兰城市没有城市行政管理机构，没有改进自己政府服务的责任，城市没有任何积极贡献。车效梅对此提出质疑。张箭认为1500~1501年卡伯拉尔率葡萄牙舰队远航印度，堪称地理大发现第一阶段仅次于三大航行的第四大航行。
拜占庭、东欧中世纪、古代中东史研究在我们学术研究中一直是薄弱环节，近年来零星出现一些研究成果，但仍然无助于建立完整的学科体系，今后应当大力加强和扩展这些学科领域。
在东亚古代史研究中，以徐建新的好太王碑研究为主要突破口，对于古代朝鲜的研究成为一个亮点。徐建新《好太王碑拓本の研究》一书，以好太王碑的各个时期的拓本为主要资料，围绕学说史上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考察。好太王碑是古代高句丽第十九代王(公元391~412年在位)的墓碑，立于公元414年。过去100余年来，有关此碑碑文的讨论在东亚（中、日、韩、朝）古代史学界受到广泛的关注。该书主要探讨的问题有：早期拓本的制作和传布、1884年潘祖荫藏本的性质及相关问题、清末北京琉璃厂拓工李云从的经历及其制作早期拓本的原委、早期石灰拓本的発现以及石灰补字的原因和性质问题、好太王碑各时期拓本的编年及其方法。高福顺指出，高句丽中央官位等级制度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先后出现多种变化。徐建顺通过对朝鲜早期史书的作者、成书年代和内容的详细统计和考证，发现古籍中所提及的“古记”、“乡传”并不是某种特定的史书，而是早从三国时期就出现的数量繁多的史书的通称。
目前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如何继续扩展和深化已有的研究领域、开辟新的研究领域。（1）考古学资料的地位和作用已经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但如何将之运用在实际研究中、如何与文献资料相结合，这些问题仍然需要解决。（2）如何深入研究重大理论问题，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古代中世纪史的历史资料相结合，是目前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3）传统的弱势领域，如阿拉伯、拉美古代史、东南亚古代史、印度中世纪史等本年度并没有大的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