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先生：
您好！收到来函真有棒喝之感。先生谆谆相责，知道都是为了我好，高情深谢。我在印大的论文可不敢写得那么自由，否则恐怕连文凭都拿不到——美国研究所从来都是一板一眼。学校本是“人才工厂”，永远在制造着社会所需的各种型号的人才，而象在下这样废料恐怕什么型号也合不上。在此地念书没有奖金，全靠家里支持，所以心理压力很大。有时不能不顾及父母的心情，到底是中国人。我没有什么生活享受的欲望，心境象老僧一般。读过先生《儒家与现代中国》中的自述，深受感动。我想您做得到的我也做得到，先生放心好了。
“孔子与《春秋》”是一篇经学习作——严格意义上的经学有类西洋学术传统中的神学，不应带有历史意味。经学的孔子乃一历史文化精神之代言人，并不必然等同于历史上的孔子，如此才有“万世立法”一说（一如神学的耶稣不同于《伟大的哲学家》所描述的那位公元初年巴勒斯坦的预言家）。彼时即此时，此地亦即彼地；时空在人而言，而历史文化精神就没有这样的概念。《春秋》经世，真正的谜局不在经内而在经外——只要人性的弱点存在，何时而非春秋之际？经内的谜局只是经外谜局的影身而已。我们心中的历史文化精神若能解开现实世界的困境，经内的谜局自然迎刃而解。“孔子与《春秋》”正是借着中国历史的“空套”探讨当代西方文化困境的成因及其解决之道。
近几百年西洋文明扩张的结果已将整个世界纳入西方历史文化的大系统之中，而这段连续的历史发展是以476年西罗马帝国的覆亡为其起点——基督教文化而非希腊罗马文化才代表了近代西洋文明之原始。比较一下基督教系统和儒家系统我们就会发现《旧约》的说书方式是以“上帝”的眼光看待世界〔此其所以耶稣总以“神子”自居〕，而《诗》、《书》则从“人”的角度看待“上帝”。一位是通过宗教神秘经验领悟的超验的“上帝”，另一位则是从政治、历史的经历总结的经验的“上帝”（类似客观必然性）——此其二者相异之大较。早在安瑟尔谟以“本体论证法”调和信仰与理性之时，近代西洋文化困境的症结即已萌芽。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的直接结果就是《圣经》由拉丁文译为各民族语言而人们无需通过教会即可直接与经典交流。基督教文化系统内部的这一矛盾随着西方民族理性的成长愈演愈烈。而高度发达的西方科学与西方哲学正是这一文化病症的表现。
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技史》关注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为什么古代中国发达的技术没有萌生现代科学。这其实是个“假问题”，因为不仅中国文化，所有的非基督教文化（包括希腊罗马文化）都没有萌生现代科学。真问题应当是为什么唯独基督教文化系统发展出现代科学。我是这样看的：基督教系统的宗教性相要求进入《圣经》情境之人通过“上帝”的眼光看待世界，自觉全知全能。如果“理性”意识其能力有限（此乃事实），这一系统必然发生“精神分裂”，所以“理性”只有通过“上帝”的眼光不断向外部世界扩张——如此才能满足这种病态的文化心理。而在经院哲学阶段开始发育成熟的希腊文化工具理性为之提供了满足其欲望的必要手段，由此萌生近现代科学（中国人讲“利用厚生”，技术仅为满足实际需要而存在，这也是所有其他非基督教系统之共性）。近代西方文化系统的“理性”在这种病态文化心理的驱使下走上了不懈地征服外部世界的道路，从而达到高度的成熟。也因其只能通过“上帝”的眼光看待世界，就无法象中国文化系统的“理性”一样顺利地发生自我意识，从而生升华为“悟性”。近代世界在西洋文化高度发达的“理性”帮助之下从自然界中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但因人类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身的动物本能的支配，其所释放的能量只能使之在自然法则的机括中越陷越深、无法自拔。“人”因此不断发生“异化”，沦为其所释放的自然力的奴隶。
自笛卡尔革命以来，西方哲学中的“理性”逐渐习惯于通过“上帝”的眼光看待外部世界，从而形成“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海德格早就注意到这一症结）。“上帝”的领地在不断萎缩，最后终于出现马克思主义这样包罗万象的伟大的形上学体系。作为理性时代的耶稣基督，卡尔·马克思以一系列经济学公式预言了共产主义“千年王国”的到来——“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仁慈的历史规律终将赦免人的“原罪”。君临天下的“理性”终于将偌大一个世界解释得天衣无缝。而事实上越是天衣无缝，也就越是远离真实——“理性”尚未意识其能力范围，强不知以为知。此乃近世西哲之通病。在主宰面前，伟大的思想家和众人相比不过是大一些的孩子。何时“理性”意识到自己并非全能的“上帝”，学会用一种困惑的眼光看待世界，西方哲学现在遭遇的困境也就迎刃而解。近代西洋哲学一直通过弥缝幼稚的基督教系统的方式缓解日益成长的“理性”造成的西方文明核心价值的危机；而因其缺乏对“性与天道”的了悟，所有这些尝试取代基督教系统的思想体系逐一遭到历史的淘汰，从而沦为哲学史上的研究对象。即使是作为近代西洋文明之反动的共产主义运动也没有例外地感染其母体之痼疾——到了共产主义运动破产之际，马克思注意到的“异化”现象已经从工业制度领域扩散到了文明生活的所有领域。与之相比，中国文化系统中的“理性”较早发生自我意识，从而形成成熟而合理的天道性理结构，这正是前汉以下哲学采用注疏的方式表达自身的根本原因。
近代西洋哲学一直担负着寻找理性时代之“上帝”的重任，而不论是“实践理性”、“生命意志”还是“绝对精神”、“历史规律”都扮演不了此一角色。新的“上帝”在哪里呢？德日进和熊先生都注意到在生物界累级演进以迄人类的过程中存在着某种神秘的驱力，而人心为其自我意识。从古代世界的原始群落以至近日巨大的文明系统，它所体现的必然趋势正推动着人类由分而合、共趋大同。这力不象“绝对精神”那样没有人身、自在自为，所有的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生命中体认其存在。联系“天下归仁”与公羊三世义来看，孔子的“仁”大约即是这神秘的驱力。“仁”乃“欲”之反对，标志着动物界自然进化达于反动阶段。在自然状态下“仁”须隐藏自身，而在人文状态下“欲”须隐藏自身，“仁”则显现为人心中的历史文化精神。在人类的幼年时期，这历史文化精神幻化为各民族之“上帝”，提撕人性使之向上超拔。“仁”、“欲”相反相成，一文一质，推动着人类社会走向文明进步（德国古典哲学恒言“恶”为历史发展之动力）。而当文明的历史达于“仁的自觉”之时，人类因其心中之历史文化精神开始发生自我意识逐渐挣脱“欲”之束缚（所谓“人文化成”），从而日益减少必然状态下的文明进化所需索取的巨大的代价。将来的生物学家与人文学者应当通力合作，以科学论证的方式描出“仁”的尊容，从而寻到一位有可能为所有的文明系统所接受的理性时代之“上帝”。
孔子的“天”用得极有弹性，有时大约指“仁”或“元”，有时似指“客观必然性”，由此衍生孟、荀两家之“天论”（实同名而异实）。倘若能熔《论语》、《易传》、《中庸》以及孟、荀、董、马、何之学说于一炉，再参考熊先生晚年的翕辟论，大致即可恢复孔学之原貌。孔学乃一部中国思想史之源头活水，未来中国文化的复兴仍可抄袭宋儒返本开新之故智，由原始儒学的重新诠释而获得新生。历史上所有伟大的民族皆只有一度之兴盛，而唯有华族长盛不衰达数千年之久。盖因其由“仁教”而得道，从而超脱了自然法则之机括——“德”与“福”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而唯有国族这样永恒的生命体方能印证其存在——这一关系在信仰时代可由“上帝”保障，而在理性时代则需以哲学论证的方式说服“理性”。我在“孔子与《春秋》”中批评了基督教教义，不是站在儒家或中国人的立场上讲的——一旦沾染文化自尊心和民族自尊心就失去了批评一个文明系统的资格。完全是从一个“人”的角度讲的。文中所说的“孔子”乃一种关怀人类之得救超过了自身之得救之新人的代表，所说的“中国”乃一种将人类之福祉视为最高利益的新型的国家。自觉地服从“仁”的指令的新人和新的国家代表了人类自作主宰的高贵的生命意志，也正是未来世界希望之所在。将“人”的命运拱手交给上帝安排的想法十分可怕，因为真实的“上帝”（客观必然性）并不象《圣经》所说的那样对人类脉脉含情——如果不能割断这条心理上的脐带，人类会在永生的憧憬之中坐失彻底解决今生今世所面临的困境的机会。
此文有些地方借用了庄子的手法，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确实不够严肃；但在涉及学术史的部分还是做过一些研究工作。例如，我将“笔则笔、削则削”断为“剪辑”就参考了《公羊传》“常事不书”说，《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约其文辞，去其繁重，以制义法”的说法，《传习录》的意见以及阮芝生先生《从公羊学论春秋的性质》一书的研究成果。又如“据乱世”之《春秋》学演变为“升平世”之《春秋》学代表了战国晚期至前汉中国学术思想发之大势”一说就综合了自己做的《春秋》类著述之比较研究、康梁师弟关于大同、小康派之判分、钱穆先生《国学概论》对儒家与诸子关系的探讨、汪中以来有关荀子与经学关系的研究、牟宗三先生和徐复观先生关于荀学与法家性相判分之研究以及汉人的一些传统看法如诸子皆为经传而《春秋》为六艺总纲等等。没有耐烦做详细的考证。上述观点仅为一时之灵感，并非成熟的意见，所以前面讲明是“冥想”。这么写法自然不合规范，只是一动笔就把什么都给忘了。只顾自己痛快，很少虑及他人之阅读习惯；替人家想多了，胸中郁积的闷气就吐不出来，害得自己难受。您劝我都是为了我好，心里明白，以后会小心的。
我对学术史上的孔子与《春秋》是这么看的（全是假想）：孔子可能曾以七十子为核心组织过一个强大的教团（故夫世以儒墨并称），志在代周而兴，确立某种凌驾政权之上之教权（《说儒》中提到的预言诗或为孔子自作也未可知）。其势之盛直可震动当代之超级大国。当时的世界沧海横流，赤裸裸的权力斗争成为政治家的日常用语，天下诸侯朝不保夕。孔子以“六艺”培训政治人才，于诗、书、礼、乐之外另编《大易》、《春秋》（此《春秋》乃孔氏平日之教材，不可能为临终前夕编订的《春秋经》）。二者无非是乱世之政治学教材。这部《春秋》的内容由《左传》可以推知或即《左传》的叙事文字，如此方可讲授政事，言语二科。孔子之门人弟子后来遍布各国政界，隐然形成一大政治势力。诸侯得之必增臂助，何以“干七十余君莫能用”？“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为行理想甚至不惜与人所不齿之“叛臣”合作——普天之下又有谁人敢用？孔氏周游列国，一直将注意力放在可以控制中原政局的晋、楚两国，最终失意而归。晚年孔子修订“六艺”以为新的王纲——《诗》《书》为“太平世”之王官学、《礼》、乐为“升平世”之王官学、《易》、《春秋》为“据乱世”之王官学——一以心性工夫之深浅为等差。临终前夕他将《春秋》所载诸侯乱纪败德之事勒为一编——此即儒家之“经王”《春秋经》。孔子将不可书见之“大旨”口授亲近弟子，内容包括一套制裁天子、诸侯、大夫之礼法以及通权达变以趋大同之政略。《春秋经》兼摄经权、总纲六艺，代表了孔子之道身，此即“素王”之意（思想性人物常以其思想为永恒的生命）。熊先生《读经示要》以为《大易》、《春秋》“二经制作皆极特别，皆义在言外”——“易假象以表意”而“春秋假事以明义”。《易象》、《春秋》原属“周礼”系统，为孔子离析以为新的王官（其独立的“王官”地位至战国之世才为学术界所公认）；二经经文皆为“空套”，而真实内容隐于“传记”（此即“述而不作”之本意）。是时中国因信仰危机引发长期的政治动乱（日本汉学家三十年代即有此论），诸子开始起而创教，“家言”纷起。唯有孔氏深谋远虑，利用华族崇古心态以“官学”形式伪装“家言”以俟乎重新统一天下之“后圣”——其心思智计之深长直可震古烁今。害得日后中国最优秀的头脑为之猜了两千年的笨谜——允为“至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是历史还给这位超级天才的公道；诸子虽然各有神通，遇上圣人，就只有自认晦气。历史上的孔子乃一罕见的具有高度黑格尔式辩证心智的思想天才。其门人弟子很难想象他一样做到将完全相异的心理质素和谐地融为一体而不发生心理学上所说的“人格分裂”，这大约就是后来“儒分为八”的根本原因。
大致而言，孔门“诗书”一系后流衍为墨学、道家——玄学——中国佛学三系、孟学——宋明理学；“礼乐”一系流衍为刑名家、荀学——两汉经学——乾嘉考据学；“易春秋”一系流衍为阴阳、兵、法、纵横家、黄老之学及中国史学。孔氏立教之宗旨仅为少数亲近弟子所知，由此衍生日后之经今古文学之争。尊奉“素王”的儒家（主要为孟学、公羊一系）付出血的代价，终于征服秦汉帝国（“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这位“文王”或许就是“王正月”之“文王”）。灾异、谶纬之说恐为当日儒家在政教之争中使用的手段（就造作者而言），并非思想史上的材料。董仲舒就想用这套把戏“以元统天”，结果看错了对象——汉武帝何等聪明，只和吕步舒核实一下就让董道士露了马脚。《太史公书》仅仅暗示了一些内幕，因为有些话实在不便端到台面上讲。司马迁在称美“春秋笔法”之时未尝不是在暗示他的史记笔法。
我想和先生说一下自己研究先秦两汉思想史的心得，错了您别笑话。
1、这段思想史的研究至今尚在谜山雾海之中，其中存在许多断环。现存资料仅为原始资料之一小部分——研究之时时刻都不能忘记这一点，否则会造成严重的心理之蔽。
2、学术史研究是给历史上发生的学术案件进行断案工作，有些永远无法覆案，只能提出较为近真的假想。最好的方法是在形成构想之后努力寻找于己不利的证据，通过否证方式补充完善，直到说服自己为止——以分析论证的方式说给人听不能作数，因为一条可靠之反证即可推翻所有有利的证据。学术规范一如字帖诗格，过于注重有时反生弊端。
3、先秦两汉文献中有关近代学术史的论断乃当日之“证人陈述”，弥足珍贵，应以之为重要依据校正我们的学术史研究——有时就是无法理解也要接受。现在的史家人人都能拿出准确无误的证据自圆其说，对存在大面积空白的上古史作了明晰的论定——问题就出在这里。当然，古人之说也要区分其可信度。比如，在《左传》与《史记》抵牾之处，我往往信任《史记》。《左传》并非客观的历史记录，有其主题思想，有时会用历史人物之口说出作者想说的话。太史公见过《左传》，其取舍自有道理。我虽不知理由何在，但完全信任他的判断力——一位优秀的史家就是一位优秀的法官。可信度自然只是相对而言——太史公也会判断失误，其书也可能为后人所改窜——但不会象康、崔辈想像得那么离谱。刘歆若是改窜了《史记》，哪里会对《左传》“获麟”后的记载手下留情？康、崔完全是疑心生暗鬼——要指望这样偏心的法官断出公正的案子简直是缘木求鱼。
4、孔子乃笼罩一部中国学术史的思想巨人，其心智之复杂必有出人度外者。研究之时不可存有任何先见。
①《论语》自然紧要，但依其内容判断乃德行科之材料，未必反映孔学之全貌。“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三千弟子有的不远千里登门求教，付了学费却不好德——孔氏如果仅为一道德教师，怕连学费都收不上来。朱夫子编了一套四书，就因没有自问“何以为纪纲”坏了几百年的中国政治。蒙古人来了，满洲人来了，西方人来了，当世界变得不道德的时候，中国君子仍然将自己闭锁在道德化世界之中。这道德化世界无非是心理学上所说的封闭的想象系统，其防御机制不断拒斥或过滤来自外界的信号，使人置身于白日梦的情境之中。而当外界信号强烈到足以摧毁该系统的防御机制之时，白日梦者便在顷刻之间被唤回冷酷的现实世界。此其所以两宋明清四朝皆以一出《桃花扇》收场。现在的中华民国不过是明清中国之残余，弄到最后连虬髯客都不知该怎么做——所有代表正统中国文明的政权无一例外地因为文明的内在弊病做了陪葬。佛、道是山林哲学，而儒学乃庙堂哲学，无论如何不能无视客观现实——马列主义入主中国正是出于对空谈心性之宋明理学的反动。王船山从亡国的惨痛中领悟出“即事见理”这四个字，真是无量头颅无量血换来的深刻的教训。最终仍然扭转不了局面。述朱者众，知王者希——这不仅是船山的不幸，也是中国民族的不幸。
②金景芳先生以为“仁”须加上“时中”才说得圆孔学，此论极有见地。吴起的太老师大概不会教学生去做宋襄公。《易传》造境深宏，儒家系统之中没有第二人的学力可以企及——其版权问题实为不成问题之问题。而太史公乃中国史学之头号权威，可谓千古巨眼。他濡染原始儒学之氛围又熟悉大量现已经失传的一手材料，所作论断含金度极高。“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后人对之应抱几分迷信才是，轻疑有时也会造成心理之蔽。一篇马王堆《易传》就够学术界消受，再出几篇又当如何？钱穆先生《论十翼非孔子作》举出十条证据，凭心说牵强附会者居多，有点道理的只有两三条——太单薄了，如何可以动摇《史记》的意见？孔子的《易传》到底讲些什么？王辅嗣讲的是玄学易，程伊川讲的是道学易，熊先生讲的是哲学易，皆极精彩，但都不可能是孔子的易学。孔子讲的是如何在残酷的权力斗争中趋吉避凶的政治学，这才是王官之学的原始精神。“周文”解体之后，各诸侯国愈来愈深地陷入自然法则的机括之中，听天由命——“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如果你放纵本能，堕入权力斗争的魔道，就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上帝，还有什么吉凶可言？《易传》的吉凶是对立志主宰自身命运的“君子”说的。“乾元”代表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仁”，“坤元”象征一种恬退谦让的态度——“智”。“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六十四卦无非是错综复杂的政治态势的代号。立志超脱自然法则的“君子”应当敏锐地根据形势的变化屈伸进退以安身利国。善易者不言易，这样的心性工夫只有从天人相与之际自家体认；“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此其所以《大易》必以《春秋》（《春秋经》之祖本）为其配经。真正的卦象乃是《春秋》中变化多端的政治形势，而孔子必然假借各国政治家成败得失之迹传授这门独特的儒家心性工夫——也只有这样的政治学才调教得出子路、子贡、李克、吴起一流的人物。源于中国史官系统的《易传》、《老子》、《左传》、《国语》至今仍是最为深刻的政治学著作。与之相比，高谈空头理论的当代现实主义政治学经典只能算是“少儿读物”。
③“孔子之文在仲舒”，这是汉人的意见。孟、荀两家皆是孔学之发挥，他们对自己负责，所以讲得圆满（二氏乃学术对头，其学共同之处必为孔学原旨无疑）。而董生须对孔子负责，这也正是他为注重家法的汉人所尊崇的原因。太史公正是通过董生了解《春秋》之旨，以其识力应该不会看花了眼。董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孔学的拙劣的复制品，所以有些不够自然，但其基本概念全部来自孔学（董氏并非一创发式思想家，其学与诸子相通之处正是诸子与孔学之学术渊源的证据）。“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何等的胸怀——这是一位包容宇宙的大宗教家的境界——佛陀都未必及得上，又哪里是区区株守家门的公羊家想象得出？我闭上眼睛就见到了孔子。圣愚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心智断层，一如尼亚加拉瀑布，此其所以有“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一说。《春秋经》乃孔氏平生志向所在，不论此经怎么可以讲得孔学？一个宗教体系的灵魂就在于它的“性与天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如何可能？子贡又哪里是个老实巴交的人物？早期孔门人物多带几分权谋家色彩（也唯其如此才能适应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要是认真就上了他的当——这样的话恐怕只是对外面的人讲的。按照中国文化传统“性与天道”直接系乎“国命”——若将“以元统天”这样的话端到台面上讲如何不遭诸侯的疑忌？子贡暗示了孔子有一套异于《诗》、《书》所说的新的天道性理，只是不大好讲。其时中国正因周文明之“上帝”的“退隐”引发长期的动乱——人生在世无非图个“利”字，当他相信敬德守仁会得到“上帝”回报之时自然规圆矩方；而到“上帝退隐”之时还有什么做不出来？春秋之时所有的政治家都在疯狂地追逐着“权力”，从而落入自然法则之机括，终将既得权力拱手交还“上帝”（客观必然性）——人类因其愚昧不知做过多少蠢事！由“所传闻世”而“所闻世”，由“所闻世”而“所见世”，中国政局日益糜烂以至不可收拾。《春秋经》以现实反衬假想——孔子假设自己于“隐公元年春”践祚为王，象他所崇敬的周公一样受命改制。新的“上帝”乃是作为周文明“上帝”之本相的历史文化精神（《公羊解诂》所谓“《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明王者当继天奉元，养成万物”）。体现历史文化精神之自我意识的“君子”以人文化成天下，历史的发展从而开始由自然演化转入人文演化的全新的轨道。文化精神引领着人类逐步化解自然本能，渐臻自由之境。“人”的动物性在“据乱世”由国际矛盾表达自身，在“升平世”由文化冲突表达自身。而到了“太平世”，“天下归仁”，终于实现了“天下远近大小若一”的“大同”之境。循此而化，至哀公十四年“获麟”之时必定臻于传说中的尧舜之世。公羊三世义包含孔子对人类历史发展趋势的天才的预见。如果“人”自觉地归依历史文化精神，即可从主宰那里获得愈来愈多的“权力”，从而省去必然状态下一文一质式的文明进化所需的巨大的代价。数百年后，当大一统国家崛起之时，中国民族从春秋战国以至秦汉之际五百余年流血政治的惨痛教训中领悟到孔子之伟大，从而尊之为神。相信人类终将走向“大同”，这个新生的民族终于化解了长平坑降那样的血海深仇。如果没有孔子和春秋教，大一统国家可能会象亚历山大帝国和阿育王帝国一样在历史上昙花一现。孔子乃一部中国文明史之唯一的神性人物，其作为有的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围。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一些不可理喻的奇迹；要是这些奇迹皆能为人所解，造化也就没有那么伟大，历史也就不成其为历史。在学术研究的范围之外，我要仰头才能面对孔子。
④《左氏》之来历乃是老大难的问题——自战国以来，《国策》、《韩非子》、《史记》皆称《左氏》为《春秋》。其实在太史公那里根本就不存在这一问题，否则他一定会有所交代。《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载：“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繁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孔子在编订《春秋经》之前，必定有过一部近代史记——麟经即在此基础上删节而成（“孔子世家”称“因史记作《春秋》”）。而左丘明正是凭籍这部祖本《春秋》论述孔氏之旨。“鲁君子”一称必由《左氏》“君子曰”而起——我倾向认为《左氏》叙事文字即为这部“孔子史记”（或再加上《国语》），而左丘明“具论其语”，其手笔仅为议论部分（此乃研究孔子思想的珍贵材料）。太史公有“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一说，可见他以《国语》为左氏之作品——应作如是观才说得圆所有的线索。
5、第五份材料是先秦两汉魏晋文献中有关孔子与孔学之资料汇编，即便坏话也有一些参考价值。谨慎起见可以《论语》之造境为准去芜存菁——孔子的境界不是寻常之人都能伪造得出。五份加在一起方可讲好孔学。孔学研究乃一种学术创作，需要利用各种材料复制历史真相。象先生的孔学研究只是《论语》研究而已。如果我们缺少资料，象希腊哲学史柏拉图以上的部分，那没有话讲；有了资料却没有充分利用，就是研究者的责任了。孔学乃一部中国学术思想史之“基准”，说错了，下面的偏差也就可想而知了。
太长了，就到这里。先生多保重。
陈强95/1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