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福分浅，敬识江平老师已是很晚的事情了。原因有二：由于长期偏居西南，即地域的偏远性；也由于专业，因一直从事法史学的教学与研究，远离了法学的主脉。然而，就在自己就读西南政法学院的时候，就已领受过江老师在罗马法学、民法学上的修养和学问。但对江老师本人，还只是远远的敬望着。（参见：江平：《中国的法治处在一个大倒退的时期》）
我真正敬识江老师还是于2002年来到中国政法大学以后。非常荣幸，我也像江老师一样成为这个学校的一名教师。我敬识江老师的方式与他亲授弟子是不一样的。具体说，我是通过昌平校园的那些孩子为媒介的，或者说，那些孩子就是我与江老师之间的媒介者。每当我站在那块讲台，总感觉是站在江老师的影子里；每当我踏进校园那块葱郁的草地，那校园的天空总是漂浮着江老师的气息，弥漫着江老师的魂灵。这所大学的书记可以轮换，校长可以交替，但我似乎觉得，这所大学就是江老师一人的大学。一所大学与一个人交织得如此之深，恐怕在中国的大学校史上是个例外，至少说也是少有的吧。
江老师是如何做到这点的呢？这也是我深感好奇与兴趣的问题。读解江老师有时就像在读识中国政法大学这所学校复杂的身世。按照我浅显的见解，我觉得江老师能成为这所学校的魂灵，从最显白的地方说，这源于他做教师的那种内在的教养。
“教养”这个词，现在我们都不常用了，好像我们都变得很有教养似的。我们的大学现在最常用的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词：“职业道德”。我对这个词一直心怀猜疑，这说明我们的教育是多么的狭隘！一个教师的“道德”是什么，至今我也不知。“教养”则不同，它是有关人与人的观念的一种知识和思想体系。这种知识的来源，一是靠习得；二是靠“己修”，后者是重要的。只有“己修”获得的“教养”才会变成自己的某种“自觉”。一个教师的教养包括：对学生的热情和爱意；清晰地判断力；独立的教师人格。如果稍作拓展，它还包括对这个世界的独立思想，并把这种思想的方法传递给学生。
毫无疑问，江老师的为师实践早已统摄了这些元素。他对学生是那样的热情，他又是那样的呵护学生；他有一颗清晰的大脑，他有一双敏锐的眼光，他有一尊不屈服于世的不朽人格。他从不把任何的思想、理论当作外在的权威加以接受，他对强加进来的权威与宗教进行了顽强地抵抗。这种权威不管是自由、民主还是其他什么东西，并把这种抵抗恰如其分地传递给了他的学生，特别是昌平校园的那些孩子。
江老师之为老师，就在他不做校长而重新成为一名普通教师的“刹那时刻”，他的那种教养成了他成为老师的一种“自觉”或“回心”，成了一个不朽的教师。
我站在江老师站过的那块讲台，心中感到彷徨和压力。孙国栋君说了一句很好的话：“有一种感恩叫传承。”你站在那里，却无路可退，只有终生去体味讲台上曾有过的那种教养，模仿之，学习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