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那个谁，把上个月领导干预你们的办案记录送过来看看……”一位法官在朋友圈里打趣道。
多地零星试行的案件过问登记制度，随着两份高规格文件的出台，将全面推开。
2015年3月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中央政法委也出台了《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
上述文件规定，对于司法案件的过问应该如实记录，对干预司法的行为，可以通报甚至追责。文件还规定了不如实记录的后果。
“从整个制度设计来说，这可以说是一个无奈之举。”在某中级法院院长曾志(化名)看来，如果法院和法官间的关系还是行政化的，这项制度在某些情况下会起到作用，但也可能形同虚设。
一般都比较隐秘
多位法院院长都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自己每年收到过问案件的条子多达三位数。
“中国就是一个人情社会，有事习惯性地先找人。”一位基层法院常务副院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找他的人中，有代表某一方提出明确要求的。也有“相对正常的”：问对方有没有找人，希望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酌情照顾。
这些过问常让法官非常为难。有时很简单的案子，双方都找到了县里有关领导，裁判时的核心问题就变成了：怎样在不影响公正的情况下协调好各方关系，而不是找到法律上的最佳答案。
“肯定不能判错了，良心上会过不去，而且出了事也要担责。你得跟他们解释案子的具体情况，但不是每次他们都能接受。时间长了难免要得罪一些人。”他说。
当然也有法官不这么纠结。比如后来因受贿罪入狱的原辽宁省高级法院院长田凤岐。据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涌回忆，1999年春他陪老师江平去辽宁省高级法院做讲座时，田曾在晚餐时明确地跟他们说，“我们判案，有时也简单，就看看抽屉里的条子，谁的大就按谁的判。”
但这些内部的行为，外界往往是看不到的。法官们完全有能力处理得看不出被干预过的痕迹。律师在查卷时发现批示啥的，往往是意外，或者说，法官留了一手。
河南省开封市中级法院的一项调研显示，法院内部人员(尤其是领导)的过问行为一般都比较隐秘，要么过问态度极不明确，要求案件承办人依法处理、公正审判，而自己的真实意图往往让法官们去心领神会;要么过问方式不留痕迹，法官们很难对这种行为取证、认定。这都导致很多过问不会得到登记。
法官往往还默认这是正当介入，因为法院领导具有审判管理权。久而久之，有的法官习惯于向自己的庭长、主管院长请示汇报办案情况。
开封中院课题组认为，审判权和审判管理权的混淆，已经成为违法过问行为认定困难的最根本原因。作为中级法院院长，因为相关领导的询问，曾志自己也会过问案件——他让法官们“依法办”。但下面的人有时还得揣摩，找秘书打听：曾院长到底是什么意思?“后来他们清楚了，院长就是问一下。”
在接受采访时，曾志现场“考”两位陪同法官：干预与监督的区别是什么?最后他做了总结：动机上必须出于公心，身份上必须有权，方式上不表态“具体怎么办”，否则就是干预，而非监督。
地方实践：基本流于形式
针对司法干预发文，这不是第一次。
仅最高法院发布的规定，就包括：《关于“五个严禁”的规定》(2009年1月)，包括“严禁插手过问他人办理的案件”，还有《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2009年12月)、《关于在审判工作中防止法院内部人员干扰办案的若干规定》(2011年2月)，等等。
在地方层面，不少法院还试行案件过问等级制度。但实践几年后，系统内的说法却是，“法院内部登记备案制度有形式化倾向，或者说已经基本上流于形式”。
曾志所在的中级法院2009年开始做过问登记，起初还比较多，但到了2014年只登记了十几件。从他个人的体验来看，找他的领导确实越来越少;而从记录在案的情况来看，似乎又都属于正常的过问。
难道真没干预?
曾志透露了实情：属于干预的情况，法官们都不记录，甚至不说。而法官不如实记录的话，除非被发现案子办错了，否则他人很难知晓。
他举了个例子：“前阵子就有个案子，主办法官抱怨过问太多，压力很大，找到主管副院长，希望能上审委会讨论。我问都是谁过问的，又不敢说。后来我打听了一下，也不是级别很高的官员，主要是同事们打招呼的多，但也不敢说，怕得罪人。”
曾志承认，作为院长，他完全有干预案件裁判的能力，只是不想那么做。因此最核心的，还是改变行政化的司法权力结构。“法官们晋升、待遇，前途命运不能掌握在某些人的手中，要有制度上的保障，这样他们才有底气。”
两办的文件特别强调，法官如实记录领导干部干预案件的行为，“受组织和法律保护”。
在接受《人民法院报》采访时，最高法院司改办副主任蒋惠岭说，他们也发现这一制度实施起来困难重重，有法官碍于情面或担心被打击报复不敢记，但更重要的是缺少配套的机制。如果没有去地方化和行政化的改革措施配套推进，单单要求法官做干预记录，是很难做到的。
人财物的省级统管、法官的分类管理、司法责任制等各项改革，仍需一定的时日。“最根本的还是给法院应有的地位，给法官独立的司法权。”曾志说。
尽管几年来过问登记的“效果不明显”，曾志还是很认可两办和政法委的文件的政治宣示作用。“可以看到中央的决心，肯定会起到一些震慑作用。以后有人再想干预，多少也会有些顾忌，有些可能招呼就不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