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在十年前吧，有一次我在纽约参加一个聚会。那时候，我还是一个纯正的自由市场制度的教徒。席间有美国朋友问我：你对资本主义怎么看？我非常自豪地回答道：自私的市场能够导致共同的福祉。我本来期待赞扬。可是那个朋友狐疑地看着我：真的吗？可是自私在这里从来没有过这种作用。我闹了个大红脸。
在后来我无意间读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先生的作品《咆哮的九十年代》，其中的内容已然大多忘却了，但是我深刻记得的，是他在书中对于克林顿时期的“经济解禁”（Deregulation）政策进行了炮火猛烈的攻击。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对于市场自由的放松，也可以是有害的。而今天，从美国到欧洲全面蔓延的经济危机，显然已经证明了斯蒂格利茨教授的预言是正确的。
可是我仍然对于教授是很不忿的。因为这样的论断在中国开起来是多么地奢侈。我们连起码的自由市场都没有，解禁能带来怎样的坏处呢？
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逐渐了解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确充满了极大的矛盾，而整个欧美的国家政策重点，几乎就是在这二者之间寻找平衡道路的过程。平衡，是可能的吗？
已故美国纽约大学教授，不朽巨著《战后欧洲史》的作者托尼?朱特在2010年的遗著《沉疴遍地》中所要寻找的答案，正是这样的一种平衡。从我个人而言，我想称他为“伟大的社会民主主义者。”
朱特是怀旧的。在整本书中，他几乎都流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辉煌里。在凯恩斯主义与罗斯福新政的光环下，“信任、合作、累进税和干预主义的国家在1945年后的几十年里给西方社会留下了什么？简单的回答是：不同程度的安全、繁荣、社会服务和更加平等。”的确，在新世纪光临之前的50年时间里，西方，尤其是欧洲，建立了一系列福利国家的模版，通过高额的累进税，强制性地在社会中制造了相对的平等，却并没有损害民主国家的本质。那是欧洲的黄金时代。
但是，今天的欧洲，尤其是美国，显然已经沉沦在新一轮的不平等的状态之中。在经过几十年的繁荣之后，福利国家几乎必然所带来的经济活力的丧失，导致了欧洲普遍的社会改革。而开启那个时代的是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里根总统。他们的主要手段就是对国家所强制管制的许多政策松绑，允许企业进行自由竞争，并且，在许多领域中，将国家福利的包袱甩给了私营企业，进行了私有化。在英国的布莱尔和美国的克林顿时期，这种政策登峰造极，的确带来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空前繁荣，创造力极大激发，全球化狂飙突进。但是，这个时期同样带来两个严重的后果：其一是社会的贫富分化再次加剧；其二是政府的角色退化，公共功能减弱。朱特写道，凯恩斯相信“如果资本主义的运作被缩小到仅仅是为富人提供变得更富的手段，那么，资本主义就不能生存下去”。
当然，朱特的能力并不仅仅止于怀旧的感叹和愤怒的指控，他要充当的是灭法时代的救世巫师。他的药方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是一个妥协，它意味着接受资本主义和议会民主主义作为框架，在这个框架以内，迄今为止一直受到忽略的大部分人口的利益现在将会得到解决。”国家作为公共福利的承担者，必须提供多数的公共服务，例如邮政和铁路；而经济计划，在民主的前提下不必担心被指控独裁，应该担任更大的作用；福利国家的前提是正确的，只是必须在自由的前提下进行。
如果简单地归结朱特的理论就是：保证竞争性市场的自由；政府承担多数的公共服务功能；增加计划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福利国家的再分配制度实现相对平等。
我不知道朱特对于中国的研究有多少，显然他在这本书中几乎是忽略中国的。尽管我相信对于中国未来的建设在许多原则上会与他的理论惊人地相似，但在药方上却是令人恐惧地无法接受。
中国现在面临的局势是二战前和冷战后欧洲问题的总和，面临着自由赤字和平等赤字的双重困境。
今天中国的国家制度控制着从政治制度到经济制度的几乎所有领域。它包办了所有的公共事务和大多数的经济事务。中国从来没有像欧洲那样把公共服务交由私营企业来经营，而是自始至终由国家来承担。在1978年之后看似有些公共服务交由企业来经营了，实际上仍然是由国家控制的国营企业来运行。
国民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公共服务根本无从置喙，更无从谈到什么选择了。而公共服务提供的质量是否能够得到提高，关键在于公众是否有机会能够参与到整个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监督之中。显然，对于所有的公共事务，公众没有任何途径得以参与。
在缺乏自由的前提之下，谈公共服务应该由谁来提供的问题，无异于天方夜谭。朱特在其药方中提到铁路经营权的问题，他认为铁路应该由国家提供服务，因为私营企业罔顾了许多未能获得利益的少数人的需求。但这个案例恰恰说明了在中国这个药方是多么地令人恐惧：我们的铁路服务本来就是由政府提供的，但是它带给了我们7?23，带给我们奢侈动车，带给我们刘志军。
自由赤字根本使我们无法信任任何公共服务的可靠性和安全性。许多政府服务机构经常埋怨公众对于公共服务吹毛求疵：可是既然政府已经包办了所有的事务，难道它不就天生地应该对所有的事务负责任并且接受所有的抱怨和攻击？
而我们的平等赤字同样地令人恐惧。朱特所描述的西方社会伦理衰退，自然是合理的。由于解禁政策的普遍施行，拜物成为了世界通行的宗教。所有世界的英雄人物都只苍白地剩下了一群灵魂空洞的企业家，无论他们发家的过程多么地暴力与无耻。但是那个社会里至少还有法律与公民社会进行平衡，而福利国家的百足之虫，依然庇佑着天下的寒士。
但是如今中国这个社会已经变成了17、18世纪的资本主义了。一方面我们是“英雄不问出处”，在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带着原罪的情况下，国家放任残酷的丛林法则肆意横行，唐骏、禹晋永之流不受惩罚地成为致富的典型，以非理性的财富追逐刺激整个民族的金钱游戏，从而破坏市场的基本准则；另一方面自由匮乏下的权力与资本的疯狂结合，无休止地吞噬中下层民众的生活资源，持续推动少数人不断上行和多数人不断下行。在资源分配的本身已经天然不合理的情况之下，再分配的机制并不是提供福利，而是提供少数人的优先占有权，平等形态自然日益恶化了。
社会民主主义的方向是平等，建立一个更加安全、稳定和幸福的国家。但中国缺乏的，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前提。
巫师朱特在书中写道：极端不平等的社会也是不稳定的社会。不平等会引起内部分裂，而且，迟早会引起内部斗争，其结果往往是不民主的。
对于中国的前途，许多人有各种各样的幻想，却唯一没有这样的预言。崩塌社会的摧毁力是无方向的、随意的和狂躁的，它并不区分人群和阶层。就好像卢旺达的屠杀一样，到最后并没有胡图族或图西族之分，所有人都是所有人的敌人。无人幸免。
我知道，朱特的思维要比我这里谈到的问题要深邃得多。一个失衡的世界里，人的信任感丧失，彼此防备；一切以商业为唯一目的的社会中，道德的正当性不复存在，等等。可是我宁愿用最简单的思维来套用中国的现实：在自由与平等之间，我们拥有了什么？我们到底该如何？我们的道路在哪里？
还是朱特的结尾结得好：“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知道错在哪里，那么，我们必须根据这个知识行动起来。众所周知，哲学家迄今为止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关键是改变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