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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枫:说“礼”

  

  世界各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时代,可是,神话时代能从古代一直持续到今天的确实少见,或许只有中国一家,这也就是某些专家学者所说的“文明持续论”——其他文明古国,都找不到老祖宗了,只有中华文明的牌位屹立不到,端端正正,真让我们这些后来人感到庆幸。想想其他文明的后裔,该是多么悲惨,想哭都找不到地方,生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就是痛哭也是快乐的。

  随着中国与世界文明的汇合,中国的神话在一天一天地减少,比方说,“地大物博”,现在不提了;可是,“礼仪之邦”的旗帜依然高高飘扬,很让中国人扬眉吐气。不过,据“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反应,在国外,不管是欧美发达国家、俄罗斯,还是我们的近邻东南亚诸国,对中国人的关照都是体贴入微,细致周到,唯恐一处、一时不到位就让中国人失了方寸。中国人光顾的地方,都用中文工工整整地写着:不要随地吐痰,不可大声喧哗,不可如何如何……——这些文字,原本用于儿童的启蒙,有时,也被大城市的人用来教训暂居或者刚进城的农民、农民工。

  中国人是最讲“礼”的,所谓:“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行”,凡是不合礼仪规范的事情都是不允许的,可是,为什么中国礼仪和西方的礼仪不合拍呢?这就要从中国礼仪的本质说起,或者说,要区分中式礼仪与西方礼仪的差别。

  “礼”的本意,在于调节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于创建“和谐”社会。这一点,作为中国礼仪大师的孔夫子讲得很清楚:“礼之用,和为贵”。然而,“礼”作为一种具有一定强制力的社会规范,必然有一个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颁布到实行的过程,那么,谁是“礼制”的制定者呢?“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具有颁行礼仪的天职,是普天下人民的礼仪“导师”。

  大明王朝的土皇帝朱元璋,幼年不幸,身世凄凉,当了皇帝之后,也孜孜以学,不曾有过片刻的懈怠,依靠自己的刻苦努力和勤奋好学,编撰了一部通行全国的礼仪手册《大诰》,明朝的每一个子民,人手一册,日日诵读。明朝是一个“有道”的朝代,所以,人民的言行举止,都由朱元璋一个人说了算,为了落到实处,还在每一个乡村的村口,立一块石碑,刻上全国统一的“礼仪标准”,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朱元璋刚死,他的儿子就把《大诰》当了废纸,再也没有提起过,那些曾经把《大诰》背得滚瓜烂熟的乡民们,也把《大诰》忘得干干净净。

  这是中国礼仪的第一特点,自上而下,由最高统治者颁布,人民实行,礼仪的合理性由权力的垄断性天然证明。

  “礼”的颁布者是皇帝,“礼”的内容呢,则是分等级、明贵贱,建立自权力金字塔以下的层层叠叠的次序。这套规则无所不包,大到天子、诸侯的国土、宫殿、仪仗、车马,小到老百姓的饮食起居,都在其中。“穿什么衣服坐什么车,到哪一座山上唱什么歌”,帝国的人民都可以找到依据,都可以“照章”行事。比如,汉朝为了推行“崇农抑商”的政策,对商人实行严格的限制政策,规定商人不能穿黑色的衣服,不能佩带金银玉器等等。“礼”不仅及人,也及物;不仅及人造的建筑,就是自然的存在,也要分出等差序列。“五岳”就是这样一个来历,有了皇帝的封禅,“五岳”似乎就成了一等高山,可以“一览众山小”了。

  前一阵子,看一个报道,有“好事者”想颠覆原来的“五岳”,重新命名中国东西南北中具有代表性的高山,为这个事情,起了争议,一些人赞同,另一些人反对,凤凰卫视就把两派的人召集来,让他们面对面陈述各自的观点。不过,有一位大导演张纪中的话,却让我恶心。他是反对派,对此,我觉得无可无不可。问题是他反对的理由是:“五岳”是皇帝册封的,是有权威的,可是,现在皇帝不在了,你们重新命名“五岳”,能有权威吗?——原话大概不是这么说的,可是,他的意思我却肯定没有经过“艺术加工”,原原本本,一丝不差。说了这些话,张大导演居然很有权威地责问对方: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吗?张纪中这种贱骨头,天下少见;这种奴才相,绝对正宗原版,别人就是想做盗版,也自叹不如啊。

  中国礼仪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维持一种遍及全社会的等级制,把每一个人都嵌入到等级制的方格中,任何一个人想逾越“礼制”规定的界限,几乎是不可能的,就像现在你想把农民身份转换成城里人一样艰难。

  正因为上述原因,中国“礼制”传达着一种强烈的信号,即默认和遵守集权者制定的礼节,即意味着精神上的服从和归顺,意味着成为天子治下的“顺民”,意味着对集权者的顶礼膜拜。清军入关之后,奉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政策,阿Q革命首先从剪掉辫子开始,这些“细枝末节”在外国人看来,和革命没有任何瓜葛,然而,对于“礼仪之邦”的中国人来说,这可是非常至极的作为了。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中国礼仪的最核心内容,充其量不过表达着当权者对下层民众,上级对下级,有钱人对穷人的一种统治、占有、奴役和蹂躏的快感,充其量不过呈现着“沉默的大多数”对权势阶层的一种恐惧、仰慕、阿谀以及极度恐惧和无奈混合着的冷漠。所以,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礼仪是一分为二的:在上者肆意妄为,没有任何“礼制”之约束;在下者机械而僵化,将所有礼仪活动退化为“机器人的舞蹈”——太和殿上三磕九跪的大臣们,哪一个还有一点生物的气象,几乎全都是战战兢兢的木偶。

  这种自下而上、单向度的礼节,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形式化和繁琐化。因为,对统治者而言,礼节不过是至高无上的权势的一种最廉价的装饰物,就像一个靓丽女孩身上闪闪发光的玻璃珠子一样。刘邦登基之前,遇到儒生,就把儒学博士的高帽子要过来,在帽子里撒尿;当了皇帝,又行礼如仪,那一套“样板戏”一样的程序正是被他尿过的腐儒排演的。试想,刘邦对“礼节”怀有怎样的虔敬吗?试想,刘邦难道不会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嘲笑那些“木偶大臣”吗?

  另一方面,对皇帝之外的所有人来说,“礼制”是被奴役者脖子上越勒越紧的绳子,而追求自主和自由乃是人类之天性。东篱采菊,南山悠然,虽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然而,除掉礼制的枷锁,追求个人自由空间的幻想却从来不曾坠落,而这种永恒的梦想必然来自每一个人内心对于冠冕堂皇之“礼”的蔑视和淡漠。因此,至少在一点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一致的,即:礼,仅仅是也只能是一场空白的戏剧,除去繁琐的仪式和冗长的过程,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中国礼仪还有另外一个鲜明的特点,即“礼”是熟人之间的习俗、规范和处事原则,是等级制度的平面化和“圈子”文化的体现,是以自我为中心度量亲疏远近的一种“物以类聚”的过程。这种状况,不需要在历史里寻找,也不需要在费孝通所说的“乡土中国”寻找,即使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人们也是以“熟人社会”的方式来处理人际关系的。比如,在一个单位的班车上,同事之间彬彬有礼,礼让谦谦,俨然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可是,在公共汽车上,这种“和谐”社会的气氛就根本不可能存在,能够看到的是一张张没有任何表情的脸。或者,在大街上,你要是和一个擦肩而过的外国女孩打招呼,她一定会以微笑作为应答;可是,如果是一位中国姑娘,你大半会被看作“不良少年”了。

  中国礼仪从来不是自由人之间、自发形成的、平等的处事规范,而是不同阶层之间在实力悬殊的状态下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从来不是面向社会大众的一般原则,而是有效半径局限在熟人之间的“局部真理”——这就是中国人的“礼”。西方礼节的形成,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可否认,西方礼仪蕴含着自由人平等交往的基本价值观,包含着“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普遍原则,这两点是中西方礼仪的根本差异。

  对和谐社会的最大威胁和破坏,并不是来自处于散漫状态的自由人,而是来自监狱中规规矩矩的囚犯。在强权和重压之下,保持“良民本色”和“礼仪之民”的中国人,就像是居住在一座没有边界的监狱中的囚犯,一旦卸掉了身上的枷锁,他们就会像越狱成功的暴徒一样,肆无忌惮,无所不为。中国历史上哪一次浩劫,不是懦弱、本分、朴实、守礼之农民所为,这是被礼制压抑的一种极端表现,而在和平时期,重压解除之后的恰当表现就是:在一切可能的场合,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破坏一切可见的规矩,以此作为自我存在、自我发现、自我宣泄、自我调节的渠道。

  大学毕业生扔到宿舍楼下的碎啤酒瓶,可以作为本文最直接的证据。

  但是,这种“被压迫者的狂欢”并不是个性解放的标志,相反,却是一个国家缺乏自由、社会缺乏沟通、民众缺乏自律的明证。换句话说,一个人在缺乏监督和约束的状态下,就没了规矩,“想干吗就干吗”,也不是个人自主的一种表现,而是一种幼稚和奴性的残余——因为,只有孩子需要照看,只有奴隶需要监督,自由人是为自己而存在的,是自我管理的。本文的原意,也不是给中国人的各种反礼、“非礼”行为寻找历史根据,而是说明——中国的礼节是一种外力强迫的、非自主的、空洞化的、熟人之间的和残缺的礼节,距离自由人之间自发达成的平等礼仪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自由人缔造自由社会”。

   全文2006年9月8日星期五

  

  后记:

  这篇文字,来自我的上课经历——《电子商务应用和技术》,是经管学院的公共课,上课人数特别多,我讲了三次,每一次都在200左右,这学期更多,265人。这么多人在一个教室,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保持安静。

  我奉行自律、平等原则,很少以教师的“权威”指导学生,可是,坦率地说,这种办法是失败的。课堂上,总有很多学生“愉快地”交谈,而且具有持续性,从上课铃开始直到下课铃结束,从不间断。我非常羡慕——因为,45分钟课堂讲义,我总要花至少10倍的时间准备,这些学生不需要任何准备,就能滔滔不绝,真是一种才干。

  但是,这种才干在教室里展现是不适当的——当然,这不是一个特殊问题,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是很多中国人的陋习,此外,随地乱吐、横穿马路、四处涂鸦、乱扔垃圾也司空见惯。这种恶习也根本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农民和农民工的标志,因为,在国外公共场合用中文书写的禁止性提示,肯定不是写给农民的。我的课堂上全是大学生,没有农民旁听。

  这就需要我们思考中国人的“礼仪”与西方人礼仪的本质差异是什么?为此,写了上文。答案只有一个,此“礼”非彼“礼”,中式礼仪的根本是维持一种等级化的次序,而西方礼仪的核心是自由人之间达成的平等协议。所以,中国人是两面性的——在外力的重压下,规规矩矩,很懂礼貌和礼节;而一旦这种压力不存在了,就无法无天了。

  “礼仪之邦”的神话,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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