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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横山“官煤”调查

  

  (时代周报记者 杜光利)“胡海,你去北京把你母亲找回来,咱们把事情处理好了就好了。”

  7月25日晚8时,横山县煤检站的合同制工人胡海被警方刑事拘留25天后被取保候审。此后,他用酒精一直麻醉着自己,但他忘不掉一个月前,县政法委书记张建平找他时说的原话。

  自4月20日以来,陕西衡山县殿市镇胡楼房村前店组发生3宗村民集体赴京上访风潮,他们投诉反映:村子附近的雷阳畔煤矿和西塔沟煤矿,有多名公职人员暗中参股煤矿经营。被陕西省政府明令关闭的煤矿仍在非法开采,导致村庄成了采空区,出现山体塌陷,水源枯竭,人畜饮水困难。

  6月19日,赴京上访的11位村民,其中10人刚返回到当地,就因“非正常上访”被行政拘留。但“拼了命的上访”并未阻止,两天后,胡海的母亲刘丕莲,连同村里另外8人又进京上访,一直未归。

  胡楼房村附近的雷阳畔、西塔沟、大石畔和小河沟4家小煤矿已被陕西省明令要求关闭,但他们依然不断偷采。因为他们拥有强大的力量:众多官员股份渗透其中。而村民无法掌握自己和家园的命运,村庄成了采空区,出现山体塌陷。去年10月,最重要的资源—水源断流,这个胡姓家族的村庄,正在失去世代赖以生存的环境。

  他们要面对的不仅是几个小煤矿,更是普遍存在的“官煤勾结”所形成的强大的力量。

  

  一个小煤矿的“官股化”

  

  清晨6时,59岁的胡建栋起床,开始给院子里的菜园浇水,水来自200米外的河里,是从煤矿里排出的,已被污染。因此,菜地里的菜长势蔫蔫的,有5棵茄子苗已经枯死。“总比旱死强。”胡建栋很无奈。因为附近煤矿都停产了,胡楼房村显得异常宁静。

  胡建栋是最早的煤矿老板,只是他没有因煤而富。

  1985年,胡建栋与3人花千余元,添置了抽水机、钻机,靠人工取土,在村旁仅挖了90米长的斜巷就见煤层。将其称为沟底煤矿,靠自配的火药取煤。当年的煤价每吨仅10元钱,“近乎地里的土块一样不值钱”,1995年,因为亏损,胡建栋3人将亲手打造的煤矿转卖了。

  3年后,胡建栋无事可做,与人花2.8万元从当地一位叫雷胜军的电焊工手里买下西塔沟煤矿。“那时的煤矿出于微利,煤炭开采证只要20元钱,还没人要。”

  “当时的小煤矿,没人看在眼里,哪有领导干部理睬你?”胡建栋说,如果矿上死一个人给赔3万元,还要停产3个月,那全年就亏大了。

  2002年2月,煤价升至每吨50元,西塔沟煤矿每月的净利润达10万元,胡建栋5人将煤矿以48万元转让给了雷胜军。命运诡异地嘲弄了他,此后,煤矿价值随煤价节节攀升。2004年2月,县农发行办公室主任王耀斌出资400万元拿下了西塔沟煤矿。此后的几年,煤矿的价值几天就翻几番,最高达到1.2亿元。而“煤炭开采证花5000万元也拿不到”。

  即使煤矿是制造暴富神话的孵化器,其经营者仍要面临艰难和风险。一般情况下,最好的小煤矿,一年里生产的时间不会超过半年。因为,它时不时就遇到上级检查、村民阻拦、安全事故等“麻烦事”的滋扰。

  其时,煤矿老板急于寻找强硬靠山,为相关领导奉送“好汉股”,即干部股。7月27日,雷阳畔煤矿原股东李金(化名)对时代周报记者称,在横山,干部股兴起于2003年,后来愈演愈烈。每个煤矿给相关职能部门分配股额,是个规矩,也是一件明事。他称,公检法的都入了股,不入股的很少。

  “有的领导投资入股的手法堪称一绝。”李金通过打比方形象地透露,若10个煤矿各给10万元的股份,一般,他给第一个煤矿拿出5万元,再写5万元欠条,10万元的股就拿到了;办理第二个煤矿时,就从第一个借出那5万元,交给后,再写5万元欠条,又一个10万元的股拿到了,以此类推,最终,他只投入5万元,却办成了100万元的股。

  

  疯狂集资炒煤矿

  

  2004年,因煤而暴富的人,在横山县已成为许多人的榜样,看着别人摆阔,没过多久,又知道有人在西安买了别墅,那些一直想着发家的人也在发誓要跟着大干一场。

  煤炭激起了社会各方利益群体从未有过的欲望。

  不久,社会上蹿出了一股集资炒卖煤矿之风,按政策,矿产资源不能倒卖,但私下,在疯狂的资本驱使下,虽然法人代表没变动,但实际上煤矿已经易人。每次的倒卖过程,就是流失的国有资产被各种社会力量瓜分的过程。

  在民间,经常会有三个人挑头,集资一个3000万元或更高的股份,这种消息就会通过手机短信传播开来。这时,县里的一些银行,人们蜂拥而上,纷纷给三人的账号里打款。“那时,每个银行是乱哄哄的。大股东也不完全知道他“锅子”里股东到底有谁,交了二三十万元集资款的都是些什么人。”一位市民回忆说。

  最红火时,只要说是搞煤矿集资,一个人的银行卡里凭空就能搞来几千万元,其实有的大股东连一毛钱都没有,“疯狂集资成就了好多落魄的人。”有时,这种风险投资项目在横山有好几家。

  李金参与的那次集资,为了防止意外,他选择了一位干部身份的大股东,交了钱,还特意让对方打了条子。而不少人并不怀疑其中有诈,因为大家都这样给陌生人打钱,且不要和对方见面、给自己开具凭证。李金的一位亲戚更有点不合乎常理,他在大街上听到有人念着卡号,就凑上去记下来,然后取钱打进那张卡里,数月后,他找到大股东,对方爽快兑现了他的投资和收益。

  从一万元到千万元,各路资金杀入炒矿行列,像全民炒股一样热闹。据知情者说,那时,横山县的各大银行贷款告缺,大多贷给了那些投资入股煤矿的有势的人。干部参股煤矿从此相当普遍。

  2007年,300万元的“风险股”也仅仅算个“虾米”,“虾米”不知道自己参股的煤矿在哪里,也不知道其中盈利情况,煤矿不公开财务,所有信息大股东说了算。

  “其实钱都让大股东挣走了。”熟悉内幕的人士称,股东和小股东最后得到的仅是蝇头小利。有的小股东挣的钱只是存款的利息。

  横山集资炒煤矿之风,不仅盛行当地,且其范围延伸至内蒙和新疆等地。

  令人担心的事出现了:疯狂的集资给骗子提供了施展的空间,有人将钱卷跑了,有人去西安等炒卖地产亏了本。让一些人血本无归。而2008年初,经过一个持续多年的暴涨,煤矿的价值开始随煤价的下跌出现缩水,那些在高位接手煤矿的人,短期内难以有最佳的盈利。

  据称,2007年,调任横山县委书记的阎宏颜,看到当地社会生态的乱象,欲革除、查处政府官员和公职人员暗中参股煤矿经营痼疾,并准备处理一些人,但这位任职仅半年的年轻县委书记被调至铜川。去职之日,当地群众在7公里的沿途上自发为他送行。

  

  艰难的整肃

  

  “横山任何一个煤矿,没挖出100名干部,就证明没挖完。”一位知情者称,参股煤矿让好些干部大富大贵,他们可以不干公务员,他们根本不怕被开除。

  横山县的部分干部入股煤矿,让省政府明令要求关闭的煤矿仍非法开采,此事经媒体曝光后,7月20日,榆林市纪检、监察机关会同国土、煤炭等部门组成调查组到达横山县展开调查。横山县正开展一次对机关工作人员、国有企业负责人入股煤矿问题的清理自纠工作。

  7月24日,横山县建设局副局长曹培明、矿管办副主任张秉团、煤炭局副局长冯瑜等7人被停职。此前,媒体调查发现,曹、张在二石磕煤矿各参股100万元和300万元。

  而这则消息并未能鼓舞公众。因为等待数日后,人们未见曹培明和张秉团本人承认入股煤矿问题:曹培明称股金是妹夫所有,张秉团说是亲戚的。

  有人评价:在一个积弊深重的地方,“自查”是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横山煤矿,大股东给干部开只有一联的条子,而80%的都是暗股。有的是在别人名下买的股,即使查看煤矿账务,干部入股煤炭经营的事实也难以确认。

  据称,早在2002年,横山县有的干部就开始官煤勾结,有的动用国有资金并纠集数名领导干部开始炒作煤矿,他们利用职务之便低买高卖,有人在横山殿市镇200万元买来的煤矿,转手2000万元卖出,从中得到暴利。有的从县内到县外、从内蒙到山西,一直没停止这一本万利的生意,据知情者透露,有的干部每笔生意都居为大股东,少则三千万,多则五千万。

  官煤勾结“明火执仗”,让国家法规成一纸空文,令政府监管全线失守。而且,有的小煤矿已变成黑社会性质组织,其四个特征都具备。

  “如果国家仍然允许私人开煤矿,那么官煤勾结就肯定会存在,矿群矛盾就避免不了。当下要治理成功,是不现实的。”当地一位官员私下说。

  近日,殿市镇店房台村的村民代表也“有备而来”,揭露店房台煤矿为“干部矿”,在他们的举报控告书里,包括原县领导、公安、法院系统以及其他县局机关的13名干部赫然在列,并详细揭发了每个人的持股数量和股种。

  从一开始起,这注定是一个纷繁复杂、令人神伤的整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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