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以及天则经济研究所坚持认为，国务院规定保护18亿亩耕地红线并无必要。并且富含深意地指出，18亿亩政策是目前低粮价高房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茅于轼先生还指出，我国原来也制定过耕地保护的目标，据说多年前规定为21亿亩。但是这一目标早已被突破，不得不退步到18亿亩。其实，这种说辞恰恰表明茅于轼先生可能并没看懂粮食安全、耕地面积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
显而易见，无论如何，粮食安全都是与耕地面积直接关联的。极端地讲，假如中国没有耕地，我们会有粮食安全吗？当然没有。因此，需要一定面积的耕地是毫无疑问的，所争论的不过是面积应该多大的问题，是多少的问题，而不是有无的问题。
那么，多少的问题该如何判断？应该分析哪几个要素？茅于轼教授是从提高粮食单产角度来分析耕地面积的需求的。显然，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决定性的因素。单产的提高意味着产出同样量的粮油禽蛋肉不需要同样大面积的耕地。但，如果把这个要素孤立起来看，不分析单产的提高需要大规模的资本和技术投入，而农民却往往无法负担得起这种投入，也不分析中国农业经济规模小的现实，而这往往意味着单产再高，也不可能为依靠小规模土地生存的农民家庭带来足以丰衣足食的收入，也不分析技术革命需要时间去普及，而这往往需要甚至一代人的时间来完成，仅仅从理论上认为，粮食可以产出多少斤每亩了，就有足够的粮食了，这是无法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的。
诚然，贸易是解决粮食问题的一种重要途径。美国、俄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具有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但同时，显而易见的是，目前国际上仍然没有确保粮食安全的国际协议。例如，今年俄罗斯就限制小麦出口。如果我们真的把小麦的需要依赖与和俄罗斯的贸易，奈何？而即便是有了这样的协议，由于国际法缺乏必要的强制性，遇到了限制贸易的情况，奈何？毕竟，人是伸着脖子要吃的，饿一天都不行，还能等得及你去打国际官司吗？可喜的是，看来似乎由于俄罗斯等国限制粮食出口，让茅于轼先生不再重点强调贸易保障粮食安全和市场经济保障粮食安全的观点了。
显而易见的是，粮食安全是个十足的综合性难题。一方面，要保障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才能有粮食产出。而中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尚在途中，规模庞大的人口仍然需要借助农业来养活，工厂、城市还吸纳不了更多的新增人口。只有这一天完成了，我们才可以不把农业人口自身的吃饭问题作为问题，而现在我们还做不到，因此，人均1-2亩地，保证平均农民有最低能保障生活的经济收入水平和存粮，就是必然选择。如果从技术上讲，把农民土地进行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显然，可以更进一步提高农业单产，可那些依靠土地生存的农民兄弟们该到哪里去？茅于轼教授也许会说，流转土地收入加从事工业、服务业。可从事工业和服务业需要资本投入和技术投入，还需要教育投入，这个进程岂是几年之内能完成的呢？流转土地收入可能是稳定的，但却同样依赖技术投入、资本投入、基础建设等所决定的粮食生产的水平。另一方面，要保障在国际贸易中的主动地位，才能保障粮食安全。如果你的粮食自给率下降到一定程度，作为有13亿人口的国家，在粮食价格谈判中你就会完全失去主动权，而这个价格可能就成为国际产粮大国剥夺中国国民财富的工具。主要自给，调剂余缺，才可能真正利用贸易的便利和比较优势，实现更高质量的粮食安全。舍此，必将陷入完全被动。同时，根据单产提高的水平和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调整和安排农业用地转化为工业用地的节奏。毕竟，18亿不是永久性的数字。21亿转变为18亿，不是什么失误，其背后是农民从占人口比例的80%转变为不足60%的历史进程，也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表现。不顾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放开耕地的使用，那只能是耕地被贱卖，不仅农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工业的效益也不会得到提升。君不见，很多地方的投资商在以低廉价格得到土地后，并不思投资工业生产，解决当地就业，而是捂盘买地吗？而控制耕地使用，在GDP政绩观的支配下，那就意味着，必须致力于单位面积的GDP的提高，这往往也就意味着工业效益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提升。
展望未来，耕地一定会减少，18亿亩的控制指标也只是到2020年。未来的单产也一定会提高，而未来更多的农民会转变为市民。这都是必然趋势。但这不代表现在可以放开耕地使用指标，那不仅会带来更多的农民流离失所，使农民的重要资产转变为政绩的牺牲品，还会降低耕地使用效益，对经济效益的提升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