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二00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下午，温铁军先生曾在上海现代管理研究中心做过一次演讲，我们曾有幸亲聆。在这次演讲中，他说，就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而言，当局无论是发票子还是放国债，无非是转嫁危机。当局转嫁危机的方法大体有这样的过程，先前转向三农，但是转嫁三农过程中，制造了很多群体性事件，所以当局现在聪明了，开始更多地向生态和环境转移，这个转向，中国的空间很大。即使是这样的私下演说，温这里的话还是没有说白，他有所保留。
其实，当局是想牺牲中国余下几代人来转嫁危机，而这几代人主要是中国的所谓中产阶层。当局通过设立这样一盘棋局，包括通过房地产、股票及其它金融衍生品的开发，捆绑住改革开放以来因边际效应而刚刚成长起来的所谓中产阶层，使中国中产阶层缩水。通过这次危机检验，中国中产阶层也确实缩水了，是在当局设立的棋局中无形缩水的。这不但有利于其控制，消弭一些“不和谐”声音，同时也迎合了欧美的现实需要。比如中美两国这种互补关系，中国人生产商品，美国人借中国人的钱消费中国商品，这是多么有利可图的事情，也就是说欧美国家也不希望中国乱，因此也认同了中国国内的政治操控。所以从温的演讲来看，中国当下很多民间知识分子及民间团体搞的所谓公民社会、自由宪政炒作等，那都是“片儿汤”，在中国没有出路。高层当局太清楚它要将中国引向的所谓“桃花源”方向。于是，温在讲座中带着强烈的京城精英意识直言不讳地说，不要去听那些“小知识分子”的胡言乱语，他们的话语体系左右不了当下现实及未来历史。高层当局都明白，中国未来发展模式是东亚财阀模式，与日本近代发展模式更契合，而不是台湾所谓的民主转向。
其实，从1995年开始，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径就已经固定成型，并且规定了今后若干年中国政治、经济结构、走向。脱胎于国有经济的国有垄断资本，也即是所谓东亚财阀，改变了我们想像的社会结构。这种权钱结合的东亚财阀模式，在实践过程中，不断与国际资本对接，虹吸其它社会力量、社会成份，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宏观操控、鼓动下，他们确实挑战的不错，因此形成一种社会结构的单一性及稳定性。这样，就正如于向东、成亚杰所言的，中国社会今后不会产生能够有独立政治诉求的其它经济成分，如期待中国中产阶层的出现，形成自己的政治诉求，造成稳定的社会结构，那真是书生论道了。
中产阶级确实有利于社会长远稳定，但是不利于控制，因此，即使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有那些所谓中产分子存在，当局也在不断挤压他们的生存空间，并且切断中产阶层与农民的藕断丝连。因为，当局已从革命年代浴血奋战的斗争历史中汲取了经验教训，只要阻断中产阶层与农民勾连、结合，那就是一种万事大吉。
那么当局如此操作，会不会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呢？答案是“不会”。因为当局已经给自己预留了空间。中国的小农经济最大的好处是，乡下农民都有一块集体化背景下的私有土地，他们在城市打工、奋斗，即使受挫、失败了，至少在农村还有他们一块私有化的领地，因此这块私有化的土地就是维持农民温和性格的凭证。另外，在江、李政府的谦让前提下，在胡、温手里，通过农业免税补贴等措施，三农问题已经不是很尖锐。当局即便玩火，只要农民动员不起来，那都是安全的门阀。我们知道，农民天生的习性就是，宁愿牺牲长远利益也要保住眼前利益，他们不关心被拿走多少，而是关心还留下多少。当局通过这一系列的三农改革，的确让农民受益了，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只要农民动员不起来，这种无限制转嫁危机，总是安全的，当局很明白此点。
所以从历史的角度看，当局可以通过不断的路线斗争达到一种纠错的功能（我们认为温先生不了解历史的复杂维度，从动员角度看，中共早期革命那种路线斗争，只能说是一种将错就错的纠错，后果是很严重的），但是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后，我们国家的这种政治演化模式已经走向禅让制，禅让制有纠错功能，但是它不能彻底地达到纠错的目的，所以中国未来走向只能是东亚财阀模式，可能是一种规律，所以温不无忧虑地说，他不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他始终梦寐着自由、民主、博爱的普世理想，但也不得不认同，因为这就是“大势”，中国人未来不得不面对的庞然大“物”。当时在座的朱学勤先生驳斥了其三点内容，但我们认为朱老师的驳斥其实是很苍白无力的，即使应该肯定其在那么短的时间组织起那套系统的反抗言辞的前提下。
那么余下的时光，中国的几代人，尤其是大学生及千百万所谓中产阶层就只能是默默无闻的牺牲者了，成为当局转嫁危机的对象，如此中国要想构建真正公民社会又是何其之难了。
那么温与权力结合，当知识分子面对政治，是不是就失去了知识分子的“良心”？我们觉得单纯做道德否定本身就是没什么“道德”的，应该尝试着去做同情之理解的分析。温先前是个知识分子，他曾在农村践行晏阳初那套乡村改造模式都走向了失败，这种失败，是另外一个更复杂的问题。但温拥有的知识分子引导与改造社会的失败心理却是显然的。以一种外在的观察来看，他和魏玛德国的知识分子的群体失败情绪非常类似，所以他走向了赞成、拥护“强力”的危险之路。而这种强力感，在当下又是“真实的”，通过强力组织或者某个奇里斯马人物主导，来达到中国当下的改造与改革，所以他对他的大势判断是自信的，而且似乎也是能够说服自己的良心。
而且温在形成这个大势判断的时候，是提及过边界条件的。这个边界条件，我们的认识就是中国有没有可能让十三亿人口整体拥抱现代化？无论从历史条件还是现实因素，这个实现可能确实都不存在，一代或几代人成为所谓的“发展”代价的确会成为即将到来的可怕现实。但知识分子该做什么？螳臂当车的勇气没有，但无助的呐喊还是要有几声，再怎么样也不能为虎作伥。
中国的出路，很有可能就是温所描述的那样了。至于怎么做，这才是一个值得大家都深思的问题。
温对朱学勤先生的道德反驳，几乎不置可否，那种微笑和自信，大有实干家如李鸿章之流嘲讽清流的味道。这个时代，清流已经被社会批判的无处存在了，包括萧功秦先生等对清流的批判，那都是毫不留情的。但是，我们不得不说，某种程度上而言，清流者其实是一个社会的“良心”。我们反观晚清时期的清流派，他们对李鸿章的很多批判那都是很到位的。没有清流的聒噪，实干家们就把事情做好了？没有康梁的激进，慈禧就能稳健地把改革推进？当他们把这些声音都镇压下去的时候，我们往往不是走向理性和成熟，而是走向乾嘉时代的万马齐喑。清流的道德本位从来没有解决问题，但我们什么时候把清流的位置放对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