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提要
中国历史上形形色色的专制主义严厉控制着国人的思想言论自由，以腹非罪、言论罪和文字狱残酷镇压知识分子，在消灭大批社会精英的同时，也抑止了国人的个性发展，阻断了先进文化的传通，铸成了国人“听人谈话只钳口”、“话到嘴边留三分”的传通习惯，以致常因传通障碍而发生“窝里斗”，涣散了民族的凝聚力。江泽民同志提出“创新是民族的灵魂”。而创新需要有自由、宽松的舆论环境，要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真实空间，以解除国人的精神枷锁，改善国人的传通习惯。为了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知识分子应净化自己的灵魂，克服自身的陋习，敢讲真话，多干实事，承担起“理论创新、体制创新、 科技创新、”的历史使命。
有一个问题中国人一直在反思：一个在500年前可以称得上是世界强国的中国，为什么现在反而成了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学者对这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曾经多次讨论,追根溯源，大致认为造成中国贫困落后的原因：一是中国的封建统治时期过长，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造成了农民的极端贫困，商品经济发展缓慢；二是宋朝（公元十世纪至十三世纪）的工商业发展已比较繁荣，只因经济文化落后的北方少数民族攻入中原，先后建立了辽、金、元、清几个王朝，阻碍了历史的发展；三是中国的自然条件特殊，地大物博，物种齐全，气候温和，具有建立完全封闭的自给自足经济的客观条件，产生于这种小生产基础上的思想观念，则是夜郎自大，闭关锁国，不思进取；四是文化结构落后，哲学思想僵化。哲学同自然科学分离，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禁锢和扼杀了人民的创造力。还有的学者认为，尽管中国是发明印刷术最早的国家，但因中国的方块字难以学习，不利传通，难成共识。于维栋认为：“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缓慢发展形成近代的落后状况，是一个由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至地理、历史等等的特殊结构而造成的一种封建顽固症。这种病症已经成为过去，可是它的后果——中华民族的落后状态却至今还没有完全消除。”【1】
依笔者愚见，中国之所以落后，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形形色色的专制主义残酷地打击和镇压知识分子，在消灭大批社会精英的同时，也禁锢了国人的聪明才智，抑止了国人的个性发展，阻断了先进文化的传通。
一
中国的“专制主义”文化政策，大体上是与封建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的形成过程同时出现的。它从限制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为开端。早在战国时期李悝的《法经》中，就规定了“议国法者诛”。商鞅变法，也严厉禁止百姓议论律令，说好说坏都不准。史称：“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者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商鞅还教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在压制百姓议政的同时，禁锢传统文化的传播。秦王嬴政登基后，推行 “车同轨、字同文”、统一度量衡，对中国的统一发展贡献很大，但秦朝推崇法家文化专制主义，其精髓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焚书坑儒460余人，向知识分子首开杀戒。“焚书与坑儒是有着内在联系的。这两件事，可以说是秦始皇推行法家文化专制主义的两种手段。前者指在禁锢传统文化，取缔私学；后者旨在禁绝言论自由，用法家的专制主义思想来规范人的行为，借以达到愚民的目的。诚如萧冰崖咏秦云：‘燔经初意欲愚民，民果俱愚国未墟。无奈有人愚不得，夜思黄石读兵书。’”【2】
中国的孔子是大圣人。著名学者钱穆说：“孔子向人学，又向人教，因此，他的所学所教，他自己总括起来，只是一‘仁’字。” 台湾学者陈荣捷曾对《论语》做过统计分析，他说：“《论语》四百九十九章，其论仁者达五十八，十分超一。‘仁’字共用一百零五次，远出乎‘孝’、‘弟’、‘天’、‘礼’等字之上，显为孔子所常言。”
什么是“仁”？ “仁者，人也。”（《中庸》）“仁，亲也，从人从二。”（《说文》）汉字的结构很奇妙，二人相互依靠为之“人”，形象地表明了人的社会性。“仁”则意味着天下的人都亲密相处，和谐发展。如果世上的人都能按照“仁”的道德规范行事，天下必然太平。
然而，孔子所提倡“仁”，是要以“礼”作为行为准则的。他说：“克己复礼谓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也。”（颜渊）他还要求天下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这简短的16个字，便将国人的言行都纳入了“礼”的轨道。
那么何谓“礼”呢！《辞海》的解释是：“泛指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贵族等级制度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论语·为政》称：‘齐之以礼。’朱熹注：‘礼，谓制度品节也。’”可见，孔老夫子说的“仁”，是要求按照礼教纲常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这个“礼”，又是严格建立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颜渊）的封建等级制度上的。汉武帝尊崇“言必称孔子”的董仲舒，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家”的文化专制主义，更进一步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具体化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对于主宰了中国人精神的三纲六纪，中国近代第一位‘儒学名臣’曾国藩在他的家书里说：‘罗婿性情可虑，然此亦无可如何之事。尔当谆嘱三妹，柔顺恭谨，不可有片语违忤三纲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之所赖以立，天柱之所赖以尊。故传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仪礼记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尔当谆劝诸妹以能耐劳忍气为要。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功夫。”曾国藩的这段话把三纲都提到天的高度。 “天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后最高的概念”，【3】被历代封建皇朝所推崇，统治了中国数千年，成为“长官意志”、“一言堂”和“舆论一律”的渊源。
据一位留学日本国的朋友说，中国的礼教对日本国的影响颇深，至今在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的大将军的别墅——东照宫的一处大门牌楼上，还保留有三只木刻小猴，一只捂眼，一只捂耳，一只捂嘴，警告路人勿视、勿听、勿言。
要巩固思想统治，须以法律作保证。董仲舒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就是以附会《春秋》经义来判案。所附会的经典还扩展到《论语》、《左传》、《谷梁传》、《公羊传》、《尚书》等。这种做法自汉武帝始，沿袭到魏晋南北朝。隋唐以后，礼教纲常正式写进律令而被法典化，对后代产生很大影响。《唐律疏议提要》称：“论者谓唐律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得古今之平，故宋世多采用之。元时断狱，亦每引为据。明洪武初，命儒臣同刑官进讲唐律。后命刘惟谦定明律，其篇目一准于唐”。至清朝则“集其大成。”
按经义决狱，无疑是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惩治思想犯、言论犯和大兴文字狱提供了法律依据，从而为历代知识分子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厄运。
一曰腹非罪（即思想罪）。据史学家考证，汉朝的张汤以“腹非论死”开严惩思想犯的先河。《汉书》卷24下《食货志下》有记述：“汉武帝与张汤造白鹿皮币，问升任九卿的颜异。异曰：‘今王侯朝贺以仓壁，直数千，而其皮荐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天子不说。汤又与异有隙，及人有告异以它议，事下汤治。异与客语，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异不应，微反唇。汤奏当异九卿见令不便，不人言而腹非，论死。自是后有腹非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张汤首创的“腹非罪”流毒数千年，遗害无穷。
二曰言论罪。汉代的《九章律》规定要追究“过误之语”的法律责任，严惩言论犯。只要同皇朝律令或皇帝的指令有不同意见者，都被冠以“妖言”的罪名而招惩治。史称：“往者妖言大狱，所及广远，一人犯罪，禁至三属。”（《后汉书》卷3《肃宗孝章帝纪》）魏晋南北朝又设“非宜所言”罪。唐代法律有专门惩治思想言论罪的条款。如“诸造妖书及妖言者，绞。传用以惑众者，亦如之。其不满众者，流三千里。言理无害者，杖一百。即私有妖书，虽不行用，徒二年，言理无害者，杖六十。”（《唐律疏议》卷18《盗贼》）足见 “罢黜百家，独尊儒家”文化专制主义之酷烈。“在摧残传统文化、窒息人们的思想言论自由方面，比起‘以法为教’‘焚书坑儒’的文化专制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 【4】
三曰文字罪（即文字狱）。“所谓文字狱，就是因文字得罪了当权者，而被深文周纳，罗织罪名，逮捕下狱，遭受极残酷的处罚，并诛连甚广，冤案迭起。中国历史上的文字狱，自宋代以后，愈演愈烈，清代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北宋中期，朝廷内新旧两派的党争，人为制造了有名的文字狱——“东坡乌台诗案”。元丰7月28日宋神宗派人抄了苏轼的家，搜查所谓的违碍文字，逮捕苏轼。并采用望文生义、穿凿附会的手法，硬是从苏轼的诗词中寻找罪证。 10月初审结束，御史台台臣认定苏轼 “诗赋文字讥讽，意图众人传看”，定罪为“作匿名文字嘲讪朝政及中外臣僚”，力主从重发落。后因不少人求情才遭贬职处分。南宋宰相秦桧指使皇城司（特务机关）的“察事之卒”（特务），“布满京城，小涉讥议，即捕治，中以深文”。一时间，“告讦”之风大作，“其矫诬也，无罪可状，不过曰谤讪，曰指斥，曰怨望，曰立党沽名，甚至曰有无君心。”“语言文字稍触其忌，则横遭诬害，造成文忌越来越多，文网越来越密，‘士大夫畏罪钳口’”。金代对知识分子的残害更加触目惊心，金熙宗命翰林学士张钧代拟“罪己诏”，其中有历代帝皇在“罪己诏”中常用的词句：“顾兹寡眛，眇予小子”句。金熙宗听信肖肆“此汉人托文字以詈主上也”的谗言，命军士毒打张钧数百下，见未死，又用手剑割去他嘴上的肉剁成肉酱。明代朱元璋是农民领袖，生性多疑，尤其忌恨“盗”、“贼”之类的谐音字。洪武年间对下属官员进献的贺表望文生义，大兴文字狱。如贺表中有“作则垂宪”、“仪则天下”、“垂子孙而作则”中的“则”字，与“贼”字同音，朱元璋认为是骂他，两作者统统杀掉。因进献的贺表都是地方官命学校的教管书写的，因此被杀的都是教授、训导、学正、教谕之类的知识分子。中国迫害知识分子的文字狱要数清代最为酷烈，不仅规模大，而且诛连广。康熙朝浙江“庄氏私撰《明史》一案，名士伏法222人，连刻工、卖书者都不能幸免。雍正皇帝对有反清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官吏更是格杀勿论。乾隆朝的文字狱大大超过前两朝。“次数之多，规模之大，延续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是仅见的。乾隆皇帝在位60年（1736～1795），自1741～1788年的48年间，就发生文字狱77起，其中1788年居然发生了10起。有不少案件，纯属小题大作，被定成大案，诛连甚广。”打击的对象主要是下层知识分子和平民百姓。动辄以“狂妄悖逆”、“大逆不道”、“鸱张讪谤”、“妄谈国政”、“隐寓讥刺，大逆显然”、“丧心病狂，罪不容诛”等莫须有的罪名论处。 “以至后来龚自珍有‘避席畏闻文字狱’之叹。”【5】
“五四”新文化运动动摇了封建主义的基础，但远未肃清其流毒。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性，为专制主义保留着卷土重来的温床。一旦气候适宜，必然沉渣泛起，祸国殃民。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就是用思想罪、言论罪和文字狱残酷迫害和镇压共产党人的。在鲁迅先生用过的一百几十个笔名中，有一个“华圉”的笔名，隐喻“当时的中国（华）是一个大监狱（圉）。”【6】
不可思议的是发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由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后，以无知否定有知，以愚昧否定科学，以专制否定民主，以阶级性否定人性，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对全民族实行法西斯专政，其打击矛头不单指向被称作“反动学术权威”和“臭老九”的广大知识分子，还残酷迫害为人民共和国建功立业的老革命家和老干部。堪称痞子文化专制主义。
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就是从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 开始的，是典型的文字狱。结果造成邓拓和吴晗被迫害身亡，廖沫沙被投入苦牢，身心遭受极大摧残。当时，林彪、江青一伙鼓吹的“顶峰论”成了“最高真理”，有谁稍有片言只语的异议，便会遭来杀身之祸。中共党员张志新因表示了不同看法而遭逮捕批斗。但她“坚持真理，永不放弃”，不断用口头和书面形式阐明自己的正确立场和观点，竟然被割断喉管然后处死。【7】如果说这是一起典型的现代言论罪案，那么，湖南湘西土家族医药站普通干部陈仲彬的遭遇，可说是典型的现代腹非罪案了。她因不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遭到揪斗毒打，她明确地回答说：“刘少奇是人民的勤务员。”于是迫害升级，下放农村，强迫劳动，并被强行送到精神病院，备受折磨。最后弄得丈夫离婚，孙子送人。【8】更有甚者，连国家主席刘少奇也被剥夺了申辩的权利。刘少奇同志曾经举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非法批斗他的人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然而，在那个人妖颠倒、舆论高度一律的年代里，连国家主席的言论自由都被剥夺了，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了一纸空文，刘少奇同志也被残酷迫害致死。为什么在强权下会有一帮人助纣为虐，而正直的人们却无力抗拒？为什么在林彪、“四人帮”肆无忌惮地残害革命老干部和群众时，数以千万计的共产党员和亿万人民却束手无策，任人宰割？公理何在？法律何在？党性何在？人性何在？这真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民族悲剧。
二
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各种文化专制主义，以思想罪、言论罪和文字罪，从肉体上消灭了一批又一批善于独立思考和具有创造能力的社会精英，阻断了知识的传播和文化的传承，同时也禁锢着国人的精神世界，造成了中国人扭曲的传通行为。
一曰“听人谈天只钳口”。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人们从血淋淋的事实中，总结出“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教训，于是采取最保险的自我保护措施，就是对什么事都不表态，少说为佳，沉默是金。即使说话，也是在“家里说真话，在单位里说套话，在旅行途中说怪话”，力图把风险降至最低。
二曰“人云亦云随大流”。在迫不得已必须表态时，采取随声附和的态度，不管别人说得对不对，也不管自己认可不认可，东风强劲往东倒，西风强劲往西倒。反正“法不责众”，即使跟风跟错了，也不必担责任。
三曰“话到嘴边留三分”。真正需要表态时，说话也不能“竹筒倒豆子——直来直去”，而要有所保留。正因为讲话人所留的“三分”意思要由听话人去猜，如果对方猜对了、理解了，彼此就能够沟通，事情就好办了；如果听话人一旦猜错了、误解了，传而不通，于是矛盾和冲突油然而生。
传通的障碍给社会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一是众人皆沉默不语，助长了“长官意志一言堂”的气势，阻碍了民主风气的发扬；二是人云亦云，众口一词，舆论一律，抹煞个性，压制了创新思想勃发和创新能力的生长；三是由误解而产生的“窝里斗”频频发生，影响团结，涣散斗志，大大削减民族的凝聚力。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一再批评中国人的丑陋在于好“窝里斗”。其实有许多非根本利害冲突的矛盾，大都是由误解产生的，如果全社会有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在交往中人人都能做到“直言相告”和“秉笔直书”，确保顺利传通，那么，必然会减少许多无谓的扯皮和纠纷，提高办事效率，增强人际团结，保持社会稳定发展。
“传通”是人类最普遍的交往方式，英文称“COMMNICATION”，是同他人分享信息建立共识的意思。传通是人最基本的需要。需要是生命的表现形式，是人的一切活动的动力。这种需要首先产生于人类从事创造性劳动的需要。为适应和满足这种需要，人类必须不断地捕捉新的信息，日积月累地储存新的知识，在加深对劳动对象的认识的同时，也加深着对自身劳动的目的、意义和性质的认识，于是在改造客观对象的同时，“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页）新的需要又驱使人类去追求更新的知识，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促进了人类的文明进步。
人类对传通的需要，还基于同类交往的需要。因为人际间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都必须在一定的社会系统中进行，必须凭借信息的传播和交流。传播的目的是要达到彼此的沟通，沟通的基石是交往双方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当然还有赖于双方生活经验和知识水平的接近，以及相互接触的频度。交流的双方如有共同语言，则“人逢知己千杯少”，交流的双方如无共同语言，则“话不投机半句多”。人世间的许多矛盾冲突甚至战争，最终无不依靠对话、沟通最后达成谅解，化干戈为玉帛。足见传通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
当今世界高科技的飞速发展，为传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使地球变成了“地球村”。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人才的竞争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关键。而人本身素质的提高，有赖于在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不断地吸收新的信息，增长和积累新的知识。信息是传通的材料，语言、文字、图画及体态语言是信息的载体。在知识经济时代，谁获得的有用信息丰富有效，谁就耳聪目明，能够掌握驾驭客观事物运作的主动权，获得最佳的发展机会。如果人不能正常从事传通活动，导致耳目闭塞，墨守成规，再好的发展机会也会被白白放过。【9】所以说，改善传通环境，尊重国人的言论自由权，优化国人的传通行为，对民族生存、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都至关重要。
三
中国老百姓把知识分子叫做“文化人”。什么人是知识分子？新版《辞海》解释说：知识分子是“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编辑、记者等。”从这个定义出发，知识分子当是接受过比较系统的教育，并且拥有较多文化知识的人。文化，是人类在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创造和积累起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我们勤劳勇敢的祖先创造的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中国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和传播者，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更应该是“先进文化的代表”，精神世界中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中国的知识分子具有爱国主义的传统，一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誓言，世代相传。每当国家的危亡、民族的生存受到威胁时，知识分子都可以投笔从戎，不惜牺牲生命，“精忠报国”，做到“武死战，文死谏”（当然不排除其中有些人是出于愚忠）。当清朝廷腐败卖国，祖国由各国帝国主义任意宰割时，孙中山先生于1894年在兴中会的章程里，响亮地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20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的学生接过这个口号，发展为“振兴中华，从我做起”，极大地鼓舞了民族精神的复苏和振奋。这都表明中国的知识分子，对祖国、对人民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自从邓小平同志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并于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明确提出“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以后，【10】社会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臭老九”变成了“香勃勃”。随着党政干部的不断知识化，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也有了很大的改观。一大批“知本家”的发迹，更激起国人追求知识，追求人才的热潮。实事求是地说，在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全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奋发图强，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然而，也无庸讳言，有些知识分子所暴露出来的劣根性，也在严重地腐蚀着民族的肌体，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兴旺。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1.作假。
仅从媒体公开暴露的有限信息可知：目前医疗界有假医假药；体育界有假球黑哨；演艺界有假唱；统计界有假数据；教育界有假文凭、假学生、假教授；……在传通领域里，有人说假话、空话、大话、套话；有新闻媒体跟风、刮风，炒作假报道，传播假广告，不能为受众提供现实社会的全面、真实、客观、公正的信息。即使是真实的报道，也是报喜不报忧有片面性，使百姓感到媒体的宣传与实际生活不符。
如果说上述问题已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并正在采取措施纠正的话，那么，社会舆论对学术界的作假，至今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只因近年来出版界一味追求经济效益，明里暗里收取“书号费”，一些真正有文化价值的学术著作难以面世。有些学者不甘心毕生研究的成果付诸东流，不得不到处找钱出书。于是一些腰包鼓鼓的人便成了理所当然的“合作者”，苛刻一点的还要求把自己的名字排在著作者的前面。无需真才实学，用钱便能买来“专家学者”的头衔，更助长了一些不学之辈雇“枪手”（这些人还替人代考）捉笔代刀，炮制“学术快餐”。
如果说，出资者的钱里面多少还包含着他个人的劳动成份（当然也不乏用公款卖人情的）的话，那么，那些凭权力的巧取豪夺者（有的人手段很卑鄙），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即可得到“专家学者”的虚名。有些带“长”字的人物可以不上学、不听课，也可以不花钱让人代写硕士论文或博士论文。有人在调动工作时，向组织提出的先决条件是必需给予“教授”或“研究员”的头衔。还有的权力人物在将自己的大名冠在别人的著作上时，竟然“脸不红，心不跳”，心安理得。还振振有词：“我是单位领导呀！”我曾对这种人说：“按照你们的这种逻辑，所内研究人员的成果要冠以所长的名字，那么，岂不是院内研究人员的成果都应该冠以院长的名字；中国人的研究成果都应该冠以国家主席的名字了？”然而，只要这种人的名字上了某本有价值的学术著作，招摇过市，也会被社会误认为是真的“专家学者”，贻害后世。
2.媚俗。
在社会的转型期，为迎合某些人的低级趣味，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有些知识分子“斯文扫地”。他们可以不顾廉耻，不负责任，或大量炮制暴力和色情作品，或热衷于炒作所谓的“名人隐私”，或以不正当手段盗取别人低俗作品后，改头换面再出版获取高利。总之，“一切向钱看”。
可虑的是一些新闻传媒也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忽视社会效益，媚俗化倾向严重。 一些主题深刻、制作精良、格调高雅、富有文化艺术品味的影视节目市场萧条，而一些胡编乱造、制作粗糙、思想性艺术性平庸低劣、充满煽情、暴力和怪异的电视剧却能得到某些电视台的青睐，不惜斥巨资购买和播出。另有一些黄色地摊小报也屡禁不绝。这种状况不仅干扰了文化市场，更污染了国人的精神世界。
3.内耗。
中国相传有“文人相轻”的说法，其实是“井底之蛙，妄自尊大”。可悲的是如今仍有一些知识分子因袭了这种陋习。他们的注意力并不放在自己的事业上，而是日夜提防着自己的同伴，生怕别人超过自己。如果一旦发现某人在某个方面有所创新，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和表彰，他们的心里就不是滋味，或散布流言蜚语，或向领导打小报告、告黑状，或在入党、调工资、评职称、选先进的时候投反对票，总要想方设法阻挡同伴的发展。就如同搓麻将，我不能“和”，我也不能让你“和”。即使勉强向同伴表示祝贺，也是口是心非。我把这种状况称作为“麻将思维”。
“麻将思维”可能是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思维方式。中国历代的统治者深知“外行治内行外行，内行治内行内行”，所以，一贯采用“以夷治夷”的办法，用一部分文人来整治和制约另一部分文人，以保持统治系统内的平衡。而总有些知识分子或为了讨好上司，或为了满足私欲，不惜与同伴争名夺利，造成没完没了的“窝里斗”。知识分子如果不能保持清醒，
那么一旦陷入了这种无为的争斗，便如同“掉进了螃蟹篓子——左右制肘”，难以解脱，必将耗尽毕生精力，一事无成。这是每一位知识分子所最最不情愿的。
知识分子有文化有理想，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自由和自觉是一对相互依存的矛盾。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要抗拒自然界的压力，二是要摆脱社会不合理的羁绊，三是要战胜束缚自身发展的陋习。知识分子要想有所作为，必须在与天斗、与地斗、
四
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共产党曾经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问题，广大知识分子也都能自觉地接受改造，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社会主义建设中建功立业。但也不可否认，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曾经采用搞运动的方式，甚至以无情打击的手段对待知识分子，效果适得其反。弄得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极大地浪费了人才，也影响到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
为迎接全球一体化的挑战，江泽民同志提出了“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的观点，并提出了“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10】的要求。然而，不论是哪个领域或哪个方面的创新，都必须以国人的与时俱进、思想创新为前提。于光远同志曾形象地称之为“换脑筋”。只有当一个人充分吸收了新的知识，产生了新的思想，才会有新的发明和新的创造。因此，要充分尊重国人的知晓权和言论自由权，为国人提供充足的新信息。新信息的积累就是新知识。新知识的传播除了要有系统的专业教育和培训外，还要给国人以思想能够自由驰骋的广阔天地，给一个真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空间，以解除国人的精神枷锁，改善国人的传通习惯，让新的创见有自由发表和交流的机会，并融入社会文化的主流。任何新的见解、新的思想、新的创造、新的发明，只有通过广泛的传播和交流，才能成为全民族共同的财富。因此，为了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知识分子应净化自己的灵魂，克服自身的陋习，敢讲真话，多干事实，承担起“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 于维栋：《知识分子与现代化建设》第18～20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2】 白钢：《中国皇帝》第429～43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3】 转自李慎之文章：“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2000年5月）
【4】 同【2】第437～440页。
【5】 同【2】第451～480页。
【6】 李盛仙：“鲁迅先生的生活情趣”，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12月3日。
【7】 《张志新》，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
【8】 文 聿：《中国‘左祸’》第480～483页。朝花出版社出版，1993年。
【9】 陈崇山：“论受众本位”，2001年9月21日全国第三届受众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66页（正付梓出版）。
【10】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页、第89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11】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2001年7月1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