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地铁站里出现了一些“宣泄柱”，叫人拳打脚踢宣泄愤懑。电视记者说很多路人都表示支持，一位被采访者说：“国外这样的很多，让我们也来宣泄一下挺好。”
其实，只要是好玩意儿，管它国外有没有？但据我所知，欧美的公共场所并不鼓励任意宣泄。上街游行是法律允许的，那是用和平方式发表言论，而且是在警察批准之后，按规定的路线走。但我们这里常听说的教人揍橡皮人的“出气室”之类，却属罕见。我在北美七所大学，送孩子上过多个中小学，还问过不少欧美学者，都说没见学校里有“出气室”，那大概是日本人发明的——他们信武士道。“出气室”毕竟还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在讲公共秩序的地铁站里叫大家来对根柱子拳打脚踢，估计哪国人都会皱眉头。
不过“宣泄”这一理念倒确是来自西方——中国有些媒体喜欢把它当成“普遍人性”的需要。是这样吗？请来看看欧亚两洲的经典。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提出宣泄/净化说（Catharsis），解释希腊悲剧为何偏爱反人性的恶性情节——后来弗洛依德说得更直白：你下意识里害怕哪天会弑父娶母吗? 会杀孩子以惩罚不忠的丈夫吗? 要使这些悲剧不至发生，就把这些恐惧演出来，演《俄狄浦斯》，演《美狄亚》，宣泄出你内心深藏的情结，你就能让心灵得到净化，现实生活中就安全了。
这个说法在传统亚洲人看来匪夷所思，别说这种情节不能演，连有这种念头都太可怕。很多人每天祷告冥思，就为了控制心理，使之不生邪念，他们是通过自省自制来达到净化；舞台上只能推崇美德，如克制和忍让等等。中国的戏曲喜欢大团圆，再苦的戏最后也要“化蝶”，以抚慰哀伤的心灵。印度的古典更“和谐”，在最著名的梵剧《莎恭达罗》中，女主角和下乡打猎的国王一夜情生下了孩子，分离多年后终于团圆，方知孩子他爹是国王，高高兴兴入了后宫，成了国王的众多妻子之一。东方戏剧往往编织出一个比现实美得多的童话，希望生活也能那样“好”；西方悲剧老是展示出一个比现实惨得多的噩梦，希望生活不至那么坏。那“希望”能不能实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的心理满足。可是，东西方人的心理需求一样吗？
一定有人会说，那都是老皇历了，只能反映文化隔绝时代东西方人心理的差异，现在已经世界大同、人同此心了。是这样吗？我有个近期的例子。一次课堂上学生即兴表演一个师生冲突的情境，演学生那位的激烈表现让同学很吃惊，后来她说是因为想起了和以前老师的一次冲突，越演越来气。这练习本来意在通过宣泄达到净化，结果却成了让死灰复燃还火上浇油，再现那本已不想的不快往事，激发并放大了当时的情绪。这么说，虚拟的表演并不一定“净化”，也有可能“激化”？我当即问在场学生，一半以上说用动作再现负面情绪导致“激化”的可能大于“净化”。其实，激化不正是毛泽东革命文艺的理想？《白毛女》在延安演出，观众不但没有因为得到宣泄就被“净化”了，还纷纷报名参军去打地主，甚至有人当场举枪要打台上的黄世仁！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和巴西导演兼社会活动家奥古斯特·伯奥也持同样观点，要用戏剧来激起观众采取行动、改变社会。伯奥还专门著书《被压迫者的戏剧》，批评了亚里士多德的“净化”理论。
可见，2500年的经典“宣泄/净化说”即便在西方也不是天经地义，更和太多中国人的心理相悖。反过来说，宣泄是否一定会导致激化？曾经提倡用文艺激化阶级矛盾的革命党在执政以后是否还要激化？应不应该鼓励宣泄？如不应鼓励也不能压制又该如何引导？有什么办法能达到净化？不同的人群对冲突有哪些不同的心理特点？这些都绝不仅是文艺理论的问题，更和社会管理方法密切相关，关系到亿万人的心理健康和社会的稳定，亟需深入研究。既不能迷信西方理论，盲目以讹传讹，也不能拍脑袋想当然，必须做大量实验，积累数据进行分析，才有可能得出可信的结论。我们刚开始做了一点点，还远远不够，希望有更多有心人来参与。
